为了每年不多死2万个孕妇
杨支柱
我大胆预测今后中国“卫计”部门的工作将成为最热门的职业：把人医活了是为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做贡献，把人治死了是为减少人口的计生工作做贡献，真是双剑合璧、左右逢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开方子、动刀子都得想着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忍不住开这种残酷的玩笑，实在是因为救人的医院和杀人（胎儿是潜在的人）的“计生”合而为一太耐人寻味了，就像合并后的机构的简称一样耐人寻味：“卫计”部、“卫计”厅、“卫计”局、“卫计”院，到底是“危机”部、“危机”厅、“危机”局、“危机”院呢，还是“捍卫计划生育”的部、厅、局、院呢？我看二者并不矛盾。
有人对我的《中国卫生系统进一步沦陷于计生之手》颇有微辞，认为中国大陆的医患关系早已恶化，计生也早就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会有什么实质变化。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以前医患关系的恶化更多地是由于医药体制的原因，并非所有的医师都腐败了，医师作为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对计生系统种种败坏医德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抵制能力的。产科可能是沦陷于计生最厉害的部门，但那也主要是妇幼保健院和一些县医院、乡镇卫生院的产科，综合性大中医院的产科医德还是不错的。迎接我家两个女儿来到这个世界的“北医三院”杨孜大夫就是一位德艺双馨的好大夫。
当医院跟计生站合并之后，当计生系统的领导成为卫生系统的领导之后，医师面临的计生国策压力将陡增。医院对“社会抚养费”的分成可能大大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这种“集体福利”将解除个人内心的道德和法律警报，对医德产生的强大腐蚀作用远甚于个人行贿。据我所知，许多个人绝不受贿的教师对“集体福利”趋之若鹜，尽管一些“集体福利”来源于对学生的勒索！这样的恩威并施会使得抵制计生领导无理要求的医师面临被同事孤立的困境！1981年以前计生系统虽然设在卫生系统内，但那时计生是从属于卫生系统的，并没有取得基本国策、书记负责、一票否决的地位，也没有巨额的“社会抚养费”可供医院分成。
这样的压力和腐蚀不仅仅产科即将面临，而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必须面临。孕妇可能得任何疾病，为了医治方案不危害胎儿她必须告知医师她怀孕的事实。我妻子怀二女儿3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因为怕毒害胎儿不愿意吃药，结果发展成肺炎，不得不打点滴（先是青霉素、后是头孢）十多天。为了少跑“北医三院”，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打的。这期间至少有“北医三院”呼吸科的某大夫（我忘了姓名）、校医院朱大夫知道她无证怀孕第二胎，但是都没有举报，因为他们有为患者保密的职责。当医院兼负计生职能以后，为患者保密的职责显然跟防患无证生育的职责发生了冲突，医师将何去何从？特别是在分享了“社会抚养费”分成的福利之后或者在对计生工作的奖励诱惑之下？因此我预言卫生与计生合并之后会增加医师对孕妇的告密行为和计生对早期无证怀孕的强制堕胎绝非危言耸听。
也有人批评我特别将矛头指向前计生委主任李斌将担任“卫计部”的传闻。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合并了，那就是一个被窝里睡着了，谁当领导一个样。”
我觉得谁当“卫计部”的部长还真不一样，特别是部长兼任党组书记（这是惯例）的情况下。如果是个医学专家当部长，不但饭碗顾虑相对较小，更没有对过去所欠计生血债的顾虑。我国有三个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计生饭碗集团（包括计生行政系统、大部分人口学家、计生执法队的合同工、居委会和村委会的计生专员、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内的计生专员，估计总数高达200多万人），一个是计生财政集团（乡镇和中西部的县），一个是计生红顶子集团（包括计生行政系统的领导和地方党政一把手）。李斌占了两样，而医学专家出身的卫生部长既没有计生血债也不靠计生饭碗。因此医学专家还是计生领导担任“卫计部”的部长不但影响到医德和计生职责发生冲突时谁服从谁，也影响到“卫计部”对于国家今后改变人口政策的态度。
计生、卫生合并而且由前计生委主任担任部长的最糟糕的结果还不是早期强制堕胎、欺骗性堕胎的增加和扣发出生证，而是无证孕妇对于医院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将导致无证孕妇生病不敢上医院和在家里土法接生。如果每年1500多万孩子中有200万是无证生育的（我认为只多不少，因为农村有不少第一孩也是无证生育的），妊娠期间不敢看病和土法接生增加1％的死亡率，那么每年就要多死2万个孕妇！
令人欣慰的是，3月11日，全国政协医卫界90位委员联名提案，建议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依然叫“卫生部”。但光坚持卫生部的名称是不够的，必须让计生系统的领导（含前领导）离开合并后的卫生部，废除“准生证”、“社会抚养费”和对“超生”者的所谓行政处分、纪律处分，取缔一切非法的人身强制，真正变事实上的计生强制为法律规定的提倡和服务，同时开放对计生问题的讨论，以利于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转变。
为了每年不至于多死2万个孕妇，让我们一起呐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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