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伊文：文革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杨伊文：文革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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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伊文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游荡。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文化的革命，还是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看上去这似乎是个悖论，但它却发生了。它之所以发生，自然有它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渊源。它轰轰烈烈发生了，惨惨烈烈逝去了，但它的幽灵仍在游荡——而这一切，正像老黑格尔说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一、文化大革命：一个历史逻辑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爆发是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的。要在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证是不能承受之重，我们只能选择简略的叙述。
　　1，专制王权的魅影
　　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姑且如此假定），信史的大部分都是封建社会。如果依有的史学家的西周封建论，那绝大部分都为封建社会了。封建社会最突出的政治形态就是世袭的王权。天无二日，皇帝至尊。臣民的生死予夺都在皇帝的一颦一笑之间。所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即是“君为臣纲”的冷酷注脚。由于漫长封建社会的浸润，这种封建专制不仅成为历代帝王的思维模式，也积淀成为臣民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封建社会形态中，开明帝王可以疏通言路，任贤纳能，营造本朝盛世。暴虐之君也可肆无忌惮诛灭重臣，滥杀无辜，恣意妄为。如果说商纣王以“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剖杀比干视其心或只是个传说，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则是不争的史实。这种不受制约的无上权力之梦对有帝王思想的历史人物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致命的魅影。袁世凯即是一个被魅影缠身的标本。而不幸的是，被颂为伟大的革命导师、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恰恰也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没有摆脱王权魅影的诱惑。
　　有人举出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小诗《咏蛙》来佐证：“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明显缺乏说服力。不说这仅是少年的心高气傲，它只是一种诗的比拟，缺失实在的指称。实际上还远未达到陈涉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与黄巢的《咏菊》“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实指意义。至于《沁园春 雪》虽然实指意义高于《咏菊》，但诗终归是诗，抒情远大于指称。鲁迅读了毛泽东的诗，说他有“山大王”气势。但“山大王”与帝王，一个呼啸草莽，一个高居庙堂，这点区分，对工于文字的鲁迅来说，是很清楚明白的。我们认为，最能体现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的还是他的直接言行。
　　据《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书作者讲过毛的两件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 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
　　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如果说这只是孤证，那么李锐曾说道，在延安，毛泽东曾戏问他的俄文翻译师哲：总统和皇帝有什么不同？师哲按照书本知识说了个一二三，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其实是一样的！”这就不是孤证了。还有，毛在不同场合说过下面类似的话：“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在1950年4月审定“五一”节口号时，毛自己亲笔加上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而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在尼克松访华前与之谈到毛泽东时说过：“有一次我??他是否把自己看作是16世?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幻象迷住了他。”显然，这个幻象就是帝王梦。
　　刘邦和朱元璋是毛泽东特别属意的两位帝王，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卑微出身和夺得帝位的经历在历代帝王中与毛相近，也符合毛的“老粗出人物”的观念。刘、朱登基称帝的风光必定带给毛无限的遐想。尤其是从此施行的“君臣有别”的朝廷仪礼完全吻合毛的帝王梦。从延安时期起，毛泽东就在逐步地把战友们置入必须服从君命的臣子之列。一部《资治通鉴》烂熟于胸的他当然对如何驭臣治吏很有心得。
　　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作为总书记负总责。然而几年之后，毛泽东夺得最高权力，却将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着意贬为自己的政治秘书之一，在延安高层中公然进行羞辱。以后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闻天又被贬做外交使节，只“享受”副部级待遇。在出使前毛仍忘不了叮嘱：“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一个外交使节竟然被封嘴！“进京赶考”之后，毛学着刘邦削藩，撤销五大行政区，主要领导人入京“行走”，时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然而不久，这一马当先的高岗就和饶漱石一起被打为“高、饶反党联盟”，尽管他们之间并无确定的组织关系。个中缘由，至今仍有点云山雾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毛泽东的点头，高岗不可能“一马当先”，高、饶也不可能被打成反党联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湖南湘潭老乡，井冈山时期，彭德怀与毛泽东是“哥们”相称，常常在午休时间闯进毛的住处把毛闹醒。然而到了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的成绩，颂扬毛的英明指示“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的前提下，提出要注意当前存在的两个问题：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却未料“逆了毛的龙鳞”。接下在顶撞毛之后，当年的“唯我彭大将军！”被毛无情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首领。在彭、毛争执时，朱老总曾试图从中调和，不料刚说几句，毛却将脚架到桌上来，敲着鞋帮子说：“朱老总，你在隔靴搔痒啊。”
　　把朱老总说得一脸涨红。
　　这一幕幕，不啻是活生生的君臣演义。
　　2，中国社会发展缺失的拼图板块
　　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列宁作了根本的修正，十月革命首先在俄国这个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的落后国家取得成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作了伟大的跨越，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直接带进社会主义（几十年后，又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三个阶段的理论与实践谁正确呢？或者说，谁比较正确呢（如果有比较正确的标准的话–就像一个现代童话说的：亚当回到家骄傲地对老爸说：“今天的生物课我的成绩最优！”“是吗？得了多少分？”“及格。”“及格？这还最优？”“别的同学都不及格呢！”“哦？……”“老师问：鸵鸟有几只脚？”“你回答几只？……”“三只！”“天哪！”“别的同学都说是四只呢！老师说，我的回答比较正确。”）？历史证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是失败了。中国的跨越式革命至今还在回头补课：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课。（有人争辩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他们忘了，马列主义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不能一句“发展马列主义”就似乎解决一切了事。）“中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温家宝语）。这跨越成功了吗？其实，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反倒是说不清楚了。比如，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三大差别，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你倒是瞧瞧，今天的城乡差别、贫富分化是在填沟，还是在把沟挖宽？邓小平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是我们社会的剥削现象是消灭了还是增多了呢？暴富的官商们是不是掠夺了人民的财富？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剥削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呢？别以为那些富豪穿上了“民营企业家”的马甲就不是马列主义抨击的资本家。再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看看全球500强，了解一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的来龙去脉，你会发现，“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上其实跑在“社会主义”前面。所以，论“比较正确”的话，还是马克思的预言比较准确。今天在欧美，尤其是北欧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倒真是高福利民主社会主义。不过，这个社会主义与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码事，与当代中国官方权威解释的（依然解释不清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回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因此，值得认真反思的是：当年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幸事？
　　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这期间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虽然都被我们不屑地贴上了“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廉价标签，但它们对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震撼性的巨大作用是不容忽视，不容低估的。
　　“光荣革命”在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开启了英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航程。法国大革命诞生了《人权宣言》，确立了人权、法治、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的基本原则，宣布“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全世界高扬起“天赋人权”的伟大旗帜！大革命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同样开启了法国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可逆转的航程。而尤为值得深思与研究的是“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宏伟背景上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没有任何设限的思想解放运动。
　　启蒙思想家们普遍追求人的自由权利。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无限制的，它必须受人民共同意志的制约。人民的共同意志的体现即社会契约。在服从共同意志的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从而也都是自由的。否则，个人自由根本无从谈起–这是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基本精神。充满自由精神的社会契约论成为公民社会抗击神权，抗击专制王权，反对“君权神授”，反对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洛克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以避免权力的集中。这一思想在孟德斯鸠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他明确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一个国家的法治实行。他的法学思想影响巨大，为欧美国家建立和施行多彩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一个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事实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名声赫赫的百科全书学派是由以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组成，他们的哲学观点多样，宗教信仰不一，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一切制度和观念都要接受理性的审判。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伏尔泰：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是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卢梭：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所仅存的唯一美德。狄德罗：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真理喜欢批评，因为经过批评，真理就会取胜；谬误害怕批评，因为经过批评，谬误就要失败。孟德斯鸠：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任何专制的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个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这些巨人的理论和观念对创建民主政治、理性社会作出了伟大贡献。他们的伟大独立人格至今仍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简单事实是，我们的主流“理论”往往只是政策的注脚。
　　而我们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缺失的拼图板块正是：孕育天赋人权、民主法治、理性批判的“启蒙运动”及其推动建立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不管你是否刻意给她戴上一顶“资产阶级”的狭窄帽子。
　　3，人造神?的诞生
　　当“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遭遇猛烈抨击批判之后，一个塑造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就在上下加速展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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