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支柱
友人五岳散人著文《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批评了那些拨弄是非攻击姚明捐款太少、李宇春献血作秀的人。该文的大部分具体内容我是非常赞成的，但作者把把文章的主旨归结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我坚决反对。
“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制造人间的敌人”，平时就需要或应该制造敌人么?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制造”敌人吧？但是如果确实有”敌人”或不那么光彩、不那么科学的做法，批评一下又何妨?有了天灾，就应闭嘴么？由于五岳散人并不掌握任何权力，他当然是没有能力让那些拨弄是非攻击姚明捐款太少、李宇春献血作秀的人真的闭嘴，但是这种论调却可以给掌权者让批评他们的人闭嘴提供“民意支持”。
钱钢先生就走得更远，他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钱文遭到了梁闻道的“商榷”。梁闻道说,”万众一心，表达不同”，何况根本就没法界定何时为问责和反思的适当时机！当然，梁说的“万众一心”只是就志愿者、捐献者和批评者、问责者而言,顶多还包括电视机前感动的观众、收音机前悲痛的听众，想发灾难财的人并不在此列。事实上，许多批评者、问责者也是捐了款的，哪怕是其中并不相信捐款组织者廉洁的人，他们可能仅仅是因为相信总还有一部分捐款会用到灾民身上。
“奥运压倒一切”和“地震压倒一切”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同吗？平时可以没人性，只需要在天灾时有人性？或者，平时只需有人性，天灾时必须成圣徒？“时机论”和“国情论”其实同样是特色理论，并不符合人类普适价值的。天灾或许能成为中国进步的一个契机，但基本的道德准则并不因为有无天灾而有所不同。难道天灾一过，贪污就合理了？政府盖豪华大楼就合理了？万不得已需要限制公民权利的行使，那也是灾区本身，不应当借机在灾区之外限制公民权利。
地震真能压倒一切也罢,但是它既压不倒挪用、贪污、受贿,压不倒某机关对公民个人的非法监控和非法拘禁,也压不倒贫富分化和物价非涨(会涨得更厉害),它唯一能压倒的只是批评的言论、监督的要求、问责的质疑!而压倒这一切的后果,将是灾难不断重演,救灾永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国务院决定在国家机关、边境、使领馆降半旗3日以哀悼地震死难者，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首次实施。虽然在地震发生7日后哀悼有点晚，但它在实践上开创先例的意义不容抹杀。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举措，却被某些歪嘴和尚念错了经。看京华时报2008年5月19日报道《北京影院所有院线将停映影片3天以示哀悼》，感觉北京的整个娱乐业不分公私都要停业3天。让私营企业停业3天，不是明摆着侵犯私人财产权么？没准有的私营娱乐企业早就停业3天以示哀悼了,仅仅因为政府一纸命令,他们还得再哀悼3天?须知地震已经1周,政府让降半旗哀悼3天本是亡羊补牢,但那些牢没破不用补的,也得跟政府亦步亦趋装着补牢么?哀悼死难者本应该是政府尊重公民的开始,怎么反而加强了政府对公民的法外管制？柏杨先生说“中国是个大酱缸”，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就走样，这是特别需要我们多加注意的。
姚明捐款、李宇春之献血不应受到批评，其实跟天灾没有关系，他们是因为没有法律义务而慷慨解曩！“白给的东西不嫌少”，平时同样如此。但是如果政府救灾不力或措施失当，当然是应该批评的；如果有人借为地震募捐贪污，当然也是应该法办的。因为救灾是政府的宪法义务，不贪污是任何公益组织、公益活动的法律义务！
有人把政府救灾比喻成外科大夫做手术救人，认为不应该受到一点干扰。对此我不得不说，一个时刻关心着千里以外的人怎么批评他的所谓外科大夫，即使不是骗子假扮的,最起码也是不称职的。外科大夫的比喻不但不但没有证明停止批评的必要性，相反恰恰说明那些害怕批评的人别有用心和政府救灾不专心。毫无疑问，那些在救灾前线的官员、部队和志愿者都无暇看报、看网的，舆论批评、监督、问责的对象也不是他们，抢救工作怎么可能受到批评的干扰？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