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之 | 赵政：去曾家寨访铭贤学校

从姚渡镇西去大约两公里，就看到一棵“高龄”的黄桷树，树干从正中分开，又以大致相同的角度往两边伸展，倒像是一只大猩猩高举双臂纵身而跃。在诸多铭贤校友的记忆中，这棵黄桷树的形象就跟他们魂牵梦绕的母校一样，从来都没有模糊过。一位名叫郝振笃的铭贤毕业生在数十年后还赋诗道：“曾寨盛况仅梦求，残垣乱象令人忧；沱畔黄桷树犹在，唯缺昔日息脚由”。2004年夏天，大连的李蜀燕女士重返姚家渡，“然而所见竟是景物全非，破败不堪，断瓦残垣，无一处可以寻旧了。从那天以后，早年铭园那世外桃源，优美宁静，生机勃勃的印象已不复存在，留在心中的只有凄凉和悲叹。唯一还在的是从学校到姚家渡赶场途中那棵与人俱老的黄桷树和办公院内的那棵苏铁，依然站在那里，见证着半个世纪的变迁……”。

姚家渡，现称姚渡镇，因为也不清楚是从多久之前的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就有姚姓人家在此摆渡而得名。1981年，姚渡乡与城厢镇一起，脱离金堂县，划归成都青白江区；但在铭贤校友们的追述当中，此处始终是金堂县姚家渡。正是在这里，他们走过了自己的青葱岁月，也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按照当地乡民的指引，穿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葡萄园，我终于在一群恶狗的咆哮声中找到了曾家寨。但遗憾的是，正如李蜀燕女士所言，眼前的曾家寨仅剩残垣断壁，没有任何学校的影子，以至于腰酸腿疼的我都后悔到此一游。然而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没有姹紫嫣红开遍，我亦可将自己付与这断井颓垣，然后尽力展现一个过去的世界，奉献给我的朋友们，也就不枉此行了。

边走边问，总算有一位瘦小但依然健硕的老人很热心地为我摆开了龙门阵，说到高兴处，干脆把锄头扔在地里陪我逛荡去了。每一片废墟，老人都清楚地记得，哪里是教室，哪里又是宿舍；哪里是食堂，哪里又是戏台；操场在什么地方，旗杆又竖在何处。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因激动而略显伤感的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不出的漂亮”。而仔细聆听他絮叨的我，也早已意识到，今天参观的主角并不是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似乎看到他的童年，那是一个早已随风飘逝的世界。他可能没上过几年学，但在他的脑海中，铭贤就是最美的学校，而学校就应该是那样的……

曾家祖上为广东客家人，清康熙年间跋山涉水来到金堂，至于入川后他们是怎么发家的，我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不好乱说。按照曾氏后人的描述，曾家寨其实类似于闽粤常见的围屋，但融合了普通城池的建筑式样，比如牌楼式的城门，以及墙外的护城河；而这些特征，我都通过对比过去铭贤学校的老照片得到印证。金堂多丘陵，自古山匪肆虐，同族数百号人居于寨中，大体可保平安，当然这也正是闽粤围屋的主要功能。至清末时，有族人名曾道者，负笈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加入了同盟会，且与国民党元老级人物于佑任交好。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于佑任则将家小托付于曾道，并安居城厢镇直至日寇投降。此时的铭贤学校正逃难至汉中附近的勉县，四顾茫然不知路在何方，而校董孔祥熙听于佑任说起金堂的情况后，就力请其居中斡旋，将铭贤搬到金堂来。对姚渡曾家而言，能结识委员长的连襟——蒋家王朝的二号人物、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偷着乐都来不及，又怎会拒绝呢？于是乎一拍即合，曾氏族人移居成都，而铭贤学校则落户曾家寨，直至红旗招展中共建政，方迁回山西太谷。

1937年春，日寇已占领东北，觊觎华北，为发展实业，培养当时国内急需的技术人才，国民政府国防计划委员会批准仅有中小学的铭贤学校设立农工专科，而校方也随即扩建校舍，添置设备。然而，正当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准备开课之际，鬼子来了。9月13日，大同陷于敌手，山西门户洞开。10月13日，铭贤学校全体师生员工逃离太谷。11月8日，由40辆骡车并数百号人组成的队伍翻越中条山过茅津渡进入河南，同一天，太原城破，而持续近两个月的太原会战也宣告结束。

了解过联大校史的读者，对于长沙临时大学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在中将参议黄师岳的率领下，徒步跋涉68天，辗转三千五百里，由长沙至昆明的经历，自然是津津乐道；但铭贤学校的逃亡同样可圈可点可歌可泣。据铭贤校友回忆，逃亡途中，高年级男生基本步行，至祁县时又遭遇日机轰炸，多人受伤。1938年1月，这支队伍来到西安，半年后，首届高中生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典礼，而学校也随之迁往汉中勉县。于佑任斡旋成功后，铭贤学校又像老母鸡一样，带着他们在西安接纳的一百多名失去父母亲人的难童，由剑阁栈道入川，走梓潼、德阳、广汉，总算在1939年3月进入金堂，容身于姚家渡曾家寨。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发指令，准予铭贤农工专科学校升级为私立铭贤学院，学制4年，且增设商科。自此，铭贤学校进入了一段飞速发展的光辉岁月。

当我回顾铭贤学校这段逃亡经历时，对于抗战初期华北、华东一些工厂、学校的内迁亦有所了解。我很清楚，这次逃亡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为过。因为，正是这一次紧张而高效的出逃，保留了人才，保留了设备，为后来的民族复兴珍藏了无可估价的养分。至于二三十年过后，那些没有被日本人消灭的民族精英竟然被自己人打倒，而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大家齐心合力闹革命，听凭一些没把牢底坐穿的人把家底败光，然后又一以贯之地巧言令色，强调我们人口多底子薄，所以穷的有道理。那么，我只好大声朗诵雅各布•布克哈特的一段话——“经验证明，人类历经数个时代才能留下少许精华，且在未来不会做得更好。因而，此时此刻，面对物华天宝的毁灭不存，我们不妨痛悼。”（《历史讲稿》）

因为抗战，很多学校都来到四川，比较有名的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同济大学等等。令我感兴趣的是，当外敌入侵生死难料的时候，校方不是说大家各自珍重各自逃亡，或者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是举校搬迁。到一个地方，上几个月的课，又接着跑。比如北大、清华、南开，先是到湖南长沙，又去云南昆明，有一段时间还在四川宜宾上课，这其实体现了当时的政府及校方对学生的一种责任意识。而铭贤学校在逃亡过程中，不断地接纳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以半工半读的形式，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培养他们成人，就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一种姿态，而是真正的铁肩担道义了。因此，在那些曾经的难童心中，铭贤对其恩重如山，而他们对学校更是情深似海，也就很好理解了。如此这般地回顾一番，再重新审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学校，再看看那些连小学生都不放过的校领导，我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

那么，当黑云压城大军压境的时候，另一个阵营的所谓激进分子在干什么呢？他们喊着“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口号，阻止学校内迁，然后就跑到连日本人都懒得轰炸的黄土高坡上唱“信天游”去了；而在这场闹剧当中，最可耻的就是同样作为“先生”的徐特立。为了保证联大学生平安抵达昆明，湖南省主席张自忠委派中将参议黄师岳领队——不过是一群学生娃罢了，政府却派出一个中将。而当黄师岳不辱使命，一个不少地把他们带到昆明，又只身返回长沙后，联大特派人送来金表一只并大洋五百，
以示感激之情。但黄师岳旋即致信联大领导层，“虽云跋涉辛苦，为民族国家服务，与数百青年同行三千里，自觉精神上痛快与光荣。……至赠送金表一只及川资五百元，在公等为诚意，在师岳实无受法，均原璧交来人带回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

1944年9月16日，为组建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以配合盟军在南亚作战，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讲称，“国家在此紧急战时关头，要先其所急，使知识青年效命于战场，因为知识青年有知识，有自动判断的能力，队伍中增加一个知识青年，就不啻增加了十个普通士兵。”随后，各省市在读的大中学生纷纷踊跃报名，这其中也包括铭贤学校的数十名学子。10月21日，蒋介石在知识青年从军大会上，高举拳头，喊出了传遍大江南北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至1945年元旦，报名人数已超12万，经过筛选，实际入营也达8.5万人。后来，他们被称为“中国青年远征军”，走出国门，在缅甸，在印度，用鲜血，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极其悲壮的诗篇。亲爱的朋友们，回忆一下吧！“知识青年”，作为一个闪光的名词，作为一个激情燃烧的群体，他们绝不是出现在文革中期，而是抗战末期。而真正做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中国军队，也绝不是五十年代的志愿军，而是四十年代的远征军。当然，这些后来留在大陆的青年远征军成员，被统统地戴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帽，受尽折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诗人穆旦——参军之前的西南联大学生查良铮。蓦然回首，直叫人泪流满面……

1950年10月，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但同时也宣告了铭贤的终结。1951年1月，政务院教育部在京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私立铭贤学院改为“公办”。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机电工程、工商管理两个系被山西大学兼并，纺织工程系合并于西北工学院，铭贤中学并入太原五中，剩下的农艺学系及畜牧学系与太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合并为山西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农业大学。至此，铭贤学校就在中国的教育界消失了，当大半个世纪过去之后，除了民国时期的铭贤毕业生，几乎没多少人知道，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还有过这样一所学校，以至于曾有铭贤校友扼腕叹息，铭贤被遗忘的时间比她存在的时间还要长。而以我有限的阅读量看来，似乎也没有一本谈及民国教育的书籍提到铭贤学校，即使如岳南先生在他的大作《南渡北归》当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孔祥熙，谈到他与美国教会、欧柏林大学以及齐鲁大学的关系，但对于孔祥熙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作者始终不置一词，对此，我没法不感到诧异。

1907年，孔祥熙结束了留美生涯，在回国之前，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伊尔湖畔的欧柏林大学向他提出，由该校出资，委托孔祥熙在山西太谷修建一所纪念堂，以纪念“庚子事变”中殉道的6名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此时的孔祥熙早在两年前就于克里夫兰拜会过孙中山，并明确了“提倡教育，发展实业”的救国理念，既然得此契机，雄心勃勃的孔祥熙就向欧柏林大学建议，干脆用这笔钱办一所学校，而后就有了“欧柏林山西纪念学校”（Oberlin-shansi
Memorial
school），中文名则称作“铭贤”，取铭记前贤之意。1926年，发明电解铝工艺的美国化学家豪尔向他的母校欧柏林大学捐赠75万美元，而这笔巨款就成了铭贤学校主要的办学基金。在铭贤成立之后，孔祥熙定下了“学以事人”的校训，这是源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句话，“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乎，在1907年至1937年这三十年间，铭贤由小学而中学，又到大学预科、农工专科，将新式教育办得红红火火，并于抗战期间成为一所真正的学院。但是，随着后来中共建政，铭贤办学的有利因素统统地变成了尾大不掉的“原罪”，实在是铭贤人当初难以预料而后也难以接受的。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后，为配合“前方打美帝，后方挖美根”，风雨飘摇中的铭贤学校开展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整风运动，以肃清“崇美、亲美、恐美”的错误思想。而死于1900年的6名公理会传教士的尸骨也被挖了出来，并纵火焚烧，当然同时被掘的还有孔家祖坟。从那以后，“铭贤”作为一所学校的名字就少人提及了。2007年，山西农业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有铭贤校友提出，向母校捐赠一块石碑，并镌刻孔祥熙的题词，亦即铭贤校训“学以事人”。然而校方的答复是，“你们可以把钱集中起来，交给学校，可委托学校来安排”，不过“校园内不计划搞大型建筑”。但在校友们的强烈恳求下，山西农业大学现在总算有一条路被重新命名为“铭贤路”，从而用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方式，承认了铭贤学校的历史，以告慰前辈学人的在天之灵。至于中共建政后的曾家寨，据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中所言，文革期间，他曾与曾家老太爷一同挨斗，并亲见曾老太爷在批判大会上突发脑溢血，当即身亡；而属于这个家族的其他人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疯狂导致的罪恶实在太多，难以尽述，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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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有关铭贤学校的历史资料，多取自“美洲铭贤校友会简报”。因作者众多，不一一注明，特此致谢。

附：铭贤校歌——

高山仰止/ 太行东延/成仁取义/铭我前贤/ 真知由力行/工读无间/ 学求致用 /志务贞坚

国步颠连/ 民事维艰/建业更始/共负仔肩/ 乐居天下后/ 忧在人先/学以事人/ 永矢弗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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