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市场的昨天与今天：商品经济·市场理性·社会公正》一书自序，标题为编辑所加。
这里选的20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我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学术与心路旅程。有人曾归纳说：80年代谈“主义”，90年代谈“问题”，是改革时期人文知识界的两大阶段。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西学东渐、思潮迭起，知识界盛行标新立异，理论思维活跃。而90年代气氛骤变，知识界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且“问题”也日益高雅化，国学、“后学”与官厅经济学成为三大潮流。对此，贬之者认为是消极遁世，自甘“边缘化”；而褒之者则认为是从浮躁转向沉稳、从轻薄转向深刻。我则觉得任何一元化的价值判断都是可疑的，“先洋人之忧而忧，后古人之乐而乐”也许并无什么坏处，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关怀也并不那么可笑；与古人对话、与洋人对话和与“上头”对话都没有什么不好，但与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缺少一种沟通也不是什么可炫耀的事。对80~90年代的学风、士风之变化，正如对这一时期世风、政风之变化一样，要下结论怕还为时过早。
但就本人而言，则素来不是个得风气之先的人物，却有些逆潮流而动之嫌。80年代“新启蒙”之时我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而90年代在一些人眼里我却成了浮躁的“激进”者，在别人从“主义”转向“问题”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了“主义”。应当承认，我的学术与人生道路的转折的确与那场导致士风与世风大变的事件有关。但变中亦有不变在焉，虽云“四十而不惑”，五十亦未必知天命，但此耿耿一念却不是可以变来变去的!我并不善作愤世嫉俗之态，却也不是随波逐流之人。我想任何一种主流之潮即便它是合理的，也不能“一元化”，因为一元化便是万恶之源。既然如此，我甘居“非主流”——80年代如此，90年代亦然——也是安之若素的。
出于耿耿一念，我的治学兴趣常有转移，本书所收之文便在经济社会史的大框架下触及了古今中外。时有友人劝我“由博返约”。我固不敢称博，也知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不“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但我不能以良知臣服于头脑。在《农民学丛书·序》中我曾说：“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饾饤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今天要补充的是：空疏之学与饾饤之学我所皆不愿为者，还因为它们都缺乏一种本真的价值关怀，因而难以在问题—主义—问题的认识循环中培育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与学术的良性互动。而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作品是否避免了空疏化与饾饤化，就有待识者批评了。
最后要感谢经济史学界前辈汪敬虞先生，他在与我尚未相识之时，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对我在该刊发表的五篇文章作了评价。蒙汪老惠允移为本书之代序，在此亦谨致谢忱。正如汪老所言，我的“贡献”受惠于“编者”和其他师友同仁之玉成，包括本书的编者在内，而我的疏误则是我负其责的。
本书原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初版于1998年，至今已14年，市面早已绝版。应不少朋友的要求，承蒙东方出版社予以再版，除个别出版排印错误外，不作改动。文中的一些观点十几年后我的看法或有变化，但基本的学术思路已成历史，此次出版亦维持原貌，敬待读者与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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