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2012年09月07日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朱大可
盘古大厦（贺卫方摄于2012年9月26日）
贺卫方按：朱大可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出了我心里积郁已久的感觉。北京以及全国各城市的这种丑陋建筑大行其道的情形值得警惕，我们要问的是：是否存在一种合理机制让盘古大厦这种丑陋的建筑设计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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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90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的趣味就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各种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原，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原的戏剧性在于，一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表达设计师的良好素养，一面却在中国大陆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此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形成“龙身”，北侧是“龙尾”。这种由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它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则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某些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原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某主管官员的设计下，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北京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当属此类建筑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福禄寿”三星彩塑，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北京盘古大观、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提出下列指标：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崇洋、仿古的怪胎；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拙劣的象征、隐喻；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12层1100个房间，为此逼迫3万名居民和28座教堂搬迁。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对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学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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