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贺卫方2006年3月4日讲话

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

（所谓“新西山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6年3月4日

贺卫方按：杏林山庄会议之后，会议的原始记录稿在一些网站上流传，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我的发言更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被称之为“新西山会议事件”。从那些激烈的批评——更准确地说是大批判——文字来看，我的讲话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很难进行理性讨论的。这种无从对于重大问题开展平实讨论的状况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前进的最大障碍之一。

原始记录稿是由职业速录人员完成的，其中文字错误很多。另外，没有讲稿的口头发言也有一些字句需要斟酌，以便更准确地表意。我纠正了一些讹误，也修改了一些字句，形成了这个定稿。发言中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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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高会长说的写了一封公开信，阻止物权法的那位教授所在的北大法学院，和那位是同事，而且我们俩是很独特的搭配，在过去法理学专业学生答辩的时候，我们俩坐座位，他经常是在最左边，我在最右边。两个人的观念非常不同，这给学生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往往是左边看看、右边看看，不知道怎么回答一些问题，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往往是极端对立的。

刚才大家从宏观角度谈了很多不同的问题，包括李曙光教授谈到的问题。我认为之所以改革遇到目前这样的困难，还有背景上的因素，我自己理解有两个背景，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一个是刚才李曙光教授也谈到的，经济体制改革单边突进带来的必然性结果。托克维尔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许多国家发生大革命，发生秩序的崩盘，不是因为不改革，恰恰是因为改革。不改革反而平静，改革反而会出现混乱和暴力化的东西。如果没有对于改革的通盘考量，理性运筹，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甚至加剧固有的弊端，导致乱局。所以，改革过程中，如果不是立体交叉，全方位推进的话，这样的改革会有非常大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一点，包括“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等，这类过去合理的口号，今天都需要反思。

第二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到对于改革大方向问题讨论中间——我们姑且用左右这样的分类法——左边的朋友们往往旗帜鲜明，明火执仗，把一些理论亮出来，比如说社会主义，甚至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苏联所开创的立法传统，他们可以这么说，一点风险都没有，他们可以尖锐地批评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批评对于高层而言是有些令人顾忌的，似乎打到了软肋，吓得要命。于是，在针对物权法的公开信发出后，马上就要派人专门听取意见。但是，反观站在右边的人，却只能遮遮掩掩、躲躲闪闪，个别的时候甚至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老话说“图穷匕首见”，我们的匕首包裹着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让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那条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在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力建立在保障每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从内心里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却说不得。这样说不得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跟别人打架时，就是右翼打不过极左，右边的一打一个死掉，都死在战场上。所以，左翼的东西在网上是多么猖獗，但是这边人没有办法说透，说清楚，局势上的确是一边倒。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体制改革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包括在座的前辈或者同辈在内的许多人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个过程中都是甘苦自知的。

所以，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意见，就是要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大家有所分工。在学者这方面，要把话说得更清楚和明确些。比如说我个人追求这样的目标，我要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必须明确地说。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逐渐地走向国家化，希望解决这样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包括十三个学者上书，我们清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有关部门侵犯了自由，践踏了法律，而且是一些在法律上没有任何资格的机构，不断的行使对媒体的生杀与夺之大权，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宪政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则，任何组织、政党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中宣部、团中央宣传部，甚至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在法治国家里，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行使权力的机构需要有法律上的一个人格，即必须是一个经过注册登记的法人，只有这样，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可是，我们这个国家里却有这样的政党完全不符合这样的要求。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这样的政党所行使的是什么权力？是法外权力。这是严重的违宪和违法。依法治国怎么说？胡锦涛同志说，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和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一个组织本身行使的就是法律之外的权力，所谓纠正违宪云云简直无从谈起。

我们明确清晰地表达观点是否有助于一种合理的改革话语的形成？有些人偏向于说改革错了，当然这也不见得不正当，我同意立平所说的，批评改革的人们有其正当的起因。对于这些批评的话，不应该动辄上纲上线为反对改革，而是要认真地分析这些批评之所以出现的原因何在。另外，也需要对于改革本身作出检讨，及时地纠正一些改革名义下的不当举措。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有些人在体制忍辱负重的往前推进，慎言慎行。不过，还有需要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体制的敌人，但是在体制之外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明确地提出不同的意见，这样就会形成更好的一种平衡。过去我们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有人还在强调敌我矛盾的存在，很多的人喜欢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一类的话语，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是最可警惕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是执政者的敌人，是朋友，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忧虑社会中的一些弊病，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呢。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形成这样的良性对话和多元的机制。

我接下来简要的讲一下法治方面的几个大问题，时间有限，点到为止。第一方面是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治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人大）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就在这里。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这是最为严重的问题。

第二，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rty，每年大家都来，来参政议政，实际上不过是“表决”一下会议前已经决定的一些事项而已。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更好。仅仅看看我们人大是如何履行它的财政监督职能的，就会发现现在这种模式的人大根本不能说是一个议会。

第三方面，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另外还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些基本的权利都实现不了，只是列在宪法中，或者缺乏实施的具体机制，或者用一些更具体同时也是更有效力的法律甚至法律之外的文件将宪法规定的权利抽空。

第四方面，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近年来，我们的司法体系的地位可以说正在稳步的下降。不久前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视察工作，媒体报道说肖扬向周永康同志汇报工作，全世界讲法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叫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向公安部门的首长汇报工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安排来自“十六大”，“十六大”在政治架构上留下了很严重的结果，特别突出的就是司法越来越不独立，近年来党对司法的干预正在不断地强化，而不是弱化。

第五方面，我们的规则政出多门，越来越混乱。最高法院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法律受理不受理什么案件，是法律规定的，我们法院却把依法必须受理的案件拒之门外。规则混乱不堪，红头文件高于法律。

第六是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这种不伦不类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第七，交易安全方面的保障问题，没有交易的安全，就不会有健全而发达的市场经济。这也涉及到司法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法院受制于地方权力，它们就不可能以统一的规则判断各种纠纷。当对于一个争议合同条文的解释必须考虑本地权势者的态度时，我们如何保证交易的安全？

总而言之，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治方面的东西越来越密切地关联在一块，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使得大家意识到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