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玲：我的犬儒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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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犬儒经历

作者: 陈晓玲

漫画《观众》 作者：邝彪

　　如果我还能妄称儒的话，近期，我经历了一次犬儒历程。

　　一

　　6月5日上午，省发改委某副主任，给省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作全省发展战略专题报告，因为发改委的特殊地位，报告用数据说话，偶尔对时弊进行批评，效果很是不错。较之前期的某些报告，听众情绪和课堂秩序都要好。因为中间不休息，有学员出去解决自然之需，亦有个别学员对感兴趣的话题，与邻座偶有交流，但绝对没有影响报告秩序。正聆听时，不知何故这位主任突然发飙，怒声斥责下面近百位高校教师，“你们都是老师，你们不想听，可以走…我在这里讲过十几次了，从没见过你们这样的。我才不怕你们呢，你们给我滚，走了一半，我也不怕，妈的…妈的…”

　　全场震惊，瞬间会场鸦雀无声。台上者还在那愤愤状，下面是一片死寂，还是死寂…终于，我边上张老师平静的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怎么能骂人呢。接着，又有一人发出类似的反应，台上者似乎有所触动，但暴怒仍未平复，极不情愿的嚅嚅道，“不对是不对，但是…”

　　面对刚才的变故，刚开始是不知所为，脑子一篇空白，所有的智商和反应，似乎都停滞了；在随后那难堪的死寂中，似乎觉得应该说些什么，但终究一言没发。报告还在继续，没有人因台上的暴怒和责骂离开会场。

　　报告人离开后，学员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自我解嘲，“还有人比我官大职位高的也在听呢，市委宣传部长也在，党校的组织员也在。”“别看他在我们面前横，他在上级面前比我们还孙子。”“他是不是之前被调查了，受刺激了。”有人搞笑道，“每人发条尿不湿，这样就没人走动了”；还有人揶揄道：“你们师大怎么培养出这样的学生呀”；有人赞道，“张老师做得对；对，张老师做得对。”

　　同行的一位70年代的中文老师道，“我们国家都是犬儒，如果再来一次文革，知识分子仍然会被打倒；但是也有不是犬儒的，比如张老师，这是我们的希望。”“是呀，我们真要感谢张老师。”他又道：“我的心里很痛苦。”“是的，我的心里也很痛很痛。”

　　我的痛苦，不仅源于受辱。挨骂受辱还可以解脱：他又不是独独骂你，不是还有那么多人吗？不是还有比你官位高的人也听着吗？干嘛自找不快，自我折磨呢。我的痛苦更多是源于深深的自责，自责在面对尊严受到挑战、受到羞辱时的无为。尊严不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直所追求的吗？在尊严受到如此挑战的情况下，竟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发声，也没有离开。痛苦，唯有痛苦是我这个犬儒的全部所为。

　　还有一层痛苦，是无法做到，像于丹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教导我们的，面对羞辱应有的宽容和隐忍。是不能像少数人一样，面对毫无理由的责骂，如夏风掠过，没有感觉，更不留痕。有学员还试图向报告人解释，是因为你讲得好，我们才议论呢。报告会结束后，仍然有掌声，虽不热烈；还有学员热情地去拷贝报告人的课件；有同学还善解人意的替报告人解释，他没有把自己当成官员，只是老师对学生的不满。面对上述种种，我的痛苦或者是反应是否太激烈？是否有些少见多怪？

　　一直纠结着那段难堪的死寂时光，为何一言不发，一无所为。可以解释的理由，似乎是一直找不到恰当合适的表达，似乎当时脑子短路了，似乎是能力的低弱让我无所可为。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都是客观因素导致的，不是我主观不为。但是，为何平时偶尔的小机灵，此时不能奏效了，是什么导致思维短路？真的是能力所限吗？不是，都不是，没有发声的真正原因，是潜意识里的恐惧（对在位者的恐惧，对权力的恐惧，害怕枪打出头鸟），是恐惧抑制了正常的思维和应有的反应。如果还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旁观者效应，别人都不说，我为何要说呢？因为还有其他人在场，我的责任自然就小了，我为何要作那个出头的椽子呢？

　　平日里批评别人犬儒的时候，义正言辞；当自我和群体尊严受到挑战时，却一样的退缩避让，为我们这个国度规模宏大的犬儒队伍增加了新的成员。能让我稍微释然的是，还能感到痛苦，还没有完全麻木。

　　结业典礼那天，我被要求代表班级发言，在作了简略的总结和形式要件的感谢后，我说：“最后，我还想感谢张承业老师，在周三那场不愉快的报告上，是他第一个发声，让我们所有同学保住了尊严的底线！”突然，台下爆发出始未料及的热烈掌声，打断了我的发言。我相信，他们的掌声绝不是因为我的言辞华丽，话语动人，那是一个对个体尊严尚有追求、羞耻感尚存的群体，在亲历尊严受损，压抑了不得宣泄的愤懑后，终于籍于对他人的鼓励，有了一个公开的、高调的表达。掌声后，我接着道：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她不仅是经济的繁荣，物质的丰沛，更包括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席总书记说，中国梦的实现要靠实干，张老师就是践行者。

　　走下主席台，另外一个发言代表悄悄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谢谢你，把那天的事情说出来。”我有些诧异，他是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也是在位者。看来也是和我一样的犬儒。典礼结束后，很多同学对发言表示赞赏，我由衷感谢他们的鼓励。但是，并没有心情大好，更无洋洋自得。脑子里总想起，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N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之前的发言，只是对犬儒行为的弥补，这与我们期望中的，为维护尊严的无意识的自觉行为还相差很远很远。

　　二

　　一个厅局级领导干部，在省委党校举办的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骨干研修班上，放肆开骂，不如小学生懂礼仪知羞耻。他哪来的这般脾气，何来的这般蛮横和傲慢。细细想来，可能有以下原因。

　　学员的表现，挑战了他的绝对权威。发改委被民间戏称为小国务院，权力之大，无其他部门能够企及。我们都记得广东省湛江市长王中丙拿到湛江钢铁项目批文后，在国家发改委大门前，饱含感情地亲吻“散发着墨香的批文”的图片。像我们这样有着含蓄内敛文化的民族，公开亲吻行为并不多见，非是极爱之物，非经千辛万苦、百般磨难，不会对所得之物，如此公开忘情的热吻，其间的甘苦与磨砺，获得后的狂喜，我们也能体会其味。

　　像这样高居省发改委要职，掌握全省庞大经济资源的分配权，其地位的显赫可想而知。那些被GDP驱使的书记、市长、各类开发区的区长们，头等大事就是跑项目，我们这位主任大人，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书记、市长、区长们，追逐着、阿谀着、巴结着。按照刘铁男的逻辑，省内十六个地级市，只有书记、市长请他吃饭，他才会屈尊驾临，副市长请他，他是不会去的。在他的视野里中，他就是权威，他是一言九鼎。在他的一言堂上，所有人都应该高度关注领导的重要讲话，不是噤若寒蝉，也应毕恭毕敬；不是仰而敬之，也应满怀期待；领导干部的重要讲话，应该逐句记录，不如此，已令龙颜不悦了，居然还有人说话走动，这显然是对权威不尊重，是对他尊严的严重挑战。如我般普通人，尊严受到挑战虽不敢言，但也怒从中生，更何况这般位高权重的尊严呢？如此一来，领导的震怒与爆粗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国骂是其工作语言和生活方式。国骂能够脱口而出，信口拈来，如果不是平日训练有素，对于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位居要职的人而言，还真不是件容易事。联想到勃希赖掌掴王捕头，刘铁男霸道能源局，这位主任的工作状态不难想象。对下属呵来斥去应是家常便饭，国骂是其工作语言的必然组成部分，非如此不能见魄力，非如此不能显权威。久而久之，骂人不仅没了羞愧和耻辱，反而成了领导的特点，甚至是个人魅力。

　　稍加留意会发现，如今的官场有一种现象，就是江湖气盛行，痞气豪迈，匪气十足；礼貌多余，儒雅酸腐，教养蒙羞。能否操纵粗鄙的市井语言，讲究江湖义气，遵循江湖规则成为评判一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称兄道弟、国骂不断方显英雄本色、关系到位。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如今的官场，官员亦如赵高般需要区分敌友，辨识亲疏。是否骂你，骂的厉害与频繁程度，能否经受得住骂，以及对骂的不同反应，成为鉴别与领导关系亲疏的方式之一。语言粗鲁，脏字开头，成为少数官员间相互辨识的符号，互相认同的代码，久而久之，国骂成为他们的工作语言和生活方式。偶尔换了工作场合，工作对象有所不同，但是陋习已成，一时半会难以调整，稍不留神，国骂就出现在报告会上。

　　这种扭曲美好人性的官场规则，之所以大行其道，关键是这种异化的工作语言并不曾受到任何质疑和反抗，骂你是看得起你，骂你是为你好，只有多骂你，你才能进步。

　　第三，对书生的厌恶。这位领导之所以在报告会上公然爆粗，可能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讨厌书生。据这位领导的话，他来党校作报告十余次了，没见过像我们这样的。换句话说，没见过高校教师这样的，真不知道他的报告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和状态才能契合他的要求。党校的培训类型很多，学员中领导干部居多。按照今天的官场作风，认真学习的领导干部恐怕不多，能放下架子，虚心作学生的更是少之又少，很难想象，我们这位领导之前来作报告，会场秩序要比这次好。为何偏偏这次发飙呢？只有一个解释，对台下人的厌恶。

　　高校教师作为整体，应该能被称为知识分子，说得更直白些，就是一些书生。书生虽百无一用，但却不甘寂寞，学术之外，总爱对时事评头论足。他们不仅对官威缺乏应有的尊重，不会随时随地给予官员夸赞和吹捧，以满足权力给其带来的精神享受；反而对官员的施政韬略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让人恼怒的是，他们还时常和当政领导唱反调，甚至斗胆挑战官员的权威。

　　2010年6月，重庆（敏感瓷）唱红（敏感瓷）打黑如火如荼之际，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文强案的死刑复核阶段，撰写了《死刑复核，用法治原则给生命留下最后希望》，公开指出重庆法院的做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随后，又撰写了《用宪法之光照亮打黑的路–向最高国家机关恭呈宪法意见》，呈报给三个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揭露重庆法检警三家办案未依宪法规定相互制约，法院未按宪法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行为；特别是2011年夏呈交给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重庆（敏感瓷）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系统性的分析了重庆（敏感瓷）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不良后果和体制性弊端。童教授这一系列举动，都是在勃王当道，红极一时，不可一世之时，区区书生不仅不畏，竟敢质疑权贵，挑战官威，这样的书生如何让官员心安，更不用说爽了。

　　再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教育界别联组会议上，厉声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试想，这般为难官员的书生，能遭待见吗？天下官员是一家，当然天下书生也是一个德行。据此，我们这位发改委大人，没来由的对书生发飙也就不难理解了。

转自：《共识网》 原文链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hpl/2013/0726/88436.html

子实 2013/7/26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