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邱承光:我所见到的叶群

  一

  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60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傍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那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年1月,我的父亲(邱会作)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在他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恢复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起了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话口音,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作此举,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了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后我才知道,叶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闽侯,为书香门第望族,童年时被父亲带到北京读小学,成绩一直优异,青少年时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她的资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战之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

  二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胡敏)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因为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学回家,总要路过那里。我们高考之前的体检在平安里医院,它是与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着一道墙的小医院。体检时同学们议论说,隔壁住的是中国最年轻最能打仗的元帅林彪。

  此时我再到毛家湾,平安里医院已迁走,改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驻地。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对我母亲说,她和邱部长经常见面,和家里人见的少,接你们来坐一坐玩一玩。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为了加强军队的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其成员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父亲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场的还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回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读过她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知道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们刚到时,林立果朝我母亲问了个好,不久就离开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就读北京四中,高我一级。我原来就认识他,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这次他问了一句,“你在清华呀?我们在四中时见过。”林立果穿着空军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说,他已离开学校到空军参军了。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作些什么?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叶群说的“好书”是什么?我很想知道,那时盛行赠送各种印刷精美的毛泽东选集或“歌颂红太阳”的书,它们既是一种“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早请示”要挥动《毛主席语录》本,而“天天读”则必须读上几段毛主席著作,有时还要背颂。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它们已经有点陈旧,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适合儿童的读物。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连一只地把通过村子附近铁路的转弯处内侧铁轨垫高,使急速行驶而过的日本鬼子军用列车颠覆了。他们成了“抗日小英雄”。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学习写毛笔字的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划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虽说书法佳品要有功力,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但叶群如此专心用功,还是令我惊讶。这么久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当时无论墙上挂的还是书上印的,凡是鼓励人们学习的警句,都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突然看到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斥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令我感到很新奇。从那以后,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历史和哲学理论书籍阅读,使我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光阴。

  三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胡敏)说一说话,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30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有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傍边,用祥和的眼看着我,让我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作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出了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20分钟,内勤进来了,说叫我出去吃饭。他托着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当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时,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被领着到了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晚上看了电影,我们临走时,叶群送客到门口,说了句,“老二很懂事,聪明机灵”。我想她是指刚才林彪找我问话的事吧。

  四

  1968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我最近因为肝脏检验指标高,一直在家里休息,没有去过学校。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42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叠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抓了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这样不但让我很安全,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使我得到了锻炼,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江青点名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1969年以后,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分配。因为有人关照,我的档案和分到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起从学校送到了部队干部部门。江青揪人的风波终于躲过去了。

  五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假期里,总会遇到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叶群对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这样,包括一些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和他们的家属。每次我见了叶群,她都和我说几句话,问问我当兵和部队里的情况。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并为部队办点事,回到北京之后,见我母亲向北戴河打电话,知道叶群他们在那。我母亲在电话上和叶群说到我哥哥的婚事。

  我未来的嫂子叫张克非,是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张部长于1967年“一月风暴”中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活活打死,遗体脖子上有勒痕,脑后有一个血洞,前额被打破塌陷,全身到处是伤,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伤口30多处,特别是他背上的伤是用刀一刀一刀割的,这叫“千刀万剐”……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说张霖之是“刘少奇在煤炭战线的代理人”。造反派说他是“自杀”,自绝于人民。

  这位文革殉难者惨烈牺牲后,我听到了另外的声音。我的朋友、王秉璋的儿子说,林彪有次对王秉璋说:“你不要怕造反派!张霖之不怕造反派,才被打死的。”解放战争时王任二野11纵队司令员,张霖之为政委。张从来没有当过林彪的部下,林彪能这么说,可见他对受造反派迫害者的同情。

  尽管如此,在那种情况下我哥哥的婚事看来是不可能了,因为涉嫌为一个被毛泽东“点过名”的部长喊冤。但是到了1970年夏天,事情有了转机。我父亲在为此而努力,叶群也在帮忙,他们找到了周恩来,建议用一个“内部结论”把事情办了。

  1970年7月29日晚上12点多,通常要在次日凌晨才回家的父亲提前回来了。他对我说,早上天亮了你到克非家去一下,说“她们家的事,总理批了。”周恩来的批示意思父亲对我说了,核心的话现在可以在《周恩来文选》中查到:“张霖之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的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照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我早上6点多钟就赶到了在西单附近的小酱房胡同29号院子张宅。清晨胡同里还没有什么人,我敲院子的大门很久没有人开,就翻墙跳进去。小保姆惊慌地给我开了房门,已躲藏起来的张部长夫人李蕴华出来说,以为是造反派来找她麻烦。我把周恩来的批示大意说了,李姨非常激动,等她略为平静一点后突然问,为什么不明确说是“平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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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4日 上午 12:01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