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者達賴喇嘛推薦序

  一九九八年,我在紐約講法時,得知西藏著名的袞本強巴林(塔爾寺的藏語發音,以下都寫「塔爾寺」)住持阿嘉仁波切流亡到了美國。回想起來,塔爾寺是我僧伽生活開始之地,自我離開西藏,已在流亡中追求自由近五十年,離開塔爾寺的時間就更長了。而此時,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早寺院的住持。

  塔爾寺是我歸宗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的誕生地。在初建的二百年間,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朝拜之處。十六世紀時,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將其改造成一所著名的僧侶大學。

  這座寺院離我出生的地方不遠。二十世紀五○年代中期,我還在那裡度過了一些時光,那時的阿嘉仁波切還是稚童。我對塔爾寺的記憶是溫馨的,那隱蔽在青山中的建築宏偉、錦繡。自此以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下,眾多寺院所發生的變化,塔爾寺的僧侶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周遭的藏人又是如何生存的?這些都是我很想從阿嘉仁波切這裡知道的。

  我們進行了親切的長談。阿嘉仁波切和我都經歷了太多的變故,雖然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歷,但是我們始終牽繫著藏人的安寧與幸福。鑒於他與中國政府共事多年,曾見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我期望他或許能夠幫助促進與中國方面的對話。考慮到這點,我請他致函江澤民主席。

  之後,阿嘉仁波切在加州的舊金山市郊建立了「西藏悲智中心」,他做得非常好。後來,我的長兄塔澤仁波切病倒,無法繼續管理他在布魯明頓建立的「西藏文化中心」,我想到了阿嘉仁波切,他在這方面經驗豐富,我相信他能夠恢復並管理這個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如既往地,阿嘉仁波切接受了挑戰。說起來,我的長兄也曾是塔爾寺的住持,這是阿嘉仁波切成為布魯明頓合適人選的另一背景,所以該中心又被視為「西方塔爾寺」。另外,阿嘉仁波切來自於蒙古人的家庭,如果能夠將中心的關注範圍擴展到包括蒙古在內的佛教徒,無疑是非常喜樂的事情。這個中心由此改名「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不僅為旅美的藏人社區服務,也同時為蒙古人社區服務。

  得益於重獲言論自由,著名僧侶大學——塔爾寺的前住持阿嘉仁波切將他的記憶彙集於這本自傳,坦陳他在西藏度過的短暫快樂和長期恐怖的歲月:如何在饑荒中倖存;如何與已故的班禪喇嘛一起工作;如何在中國的統治下,為服務於藏人而周旋於危機四伏的政界等等。

  其他人也曾寫過在共產黨統治下被監禁、被處罰的可怕經歷。而阿嘉仁波切是進入中國控制的宗教界頂端的人士,他瞭解、熟悉中國政府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十世班禪喇嘛突然圓寂之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備受爭議的對十一世班禪喇嘛的認定,威脅著他面臨被迫放棄自己持守的原則時,他選擇了流亡。

  想要瞭解在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在恐懼和懷疑的狀態下,人民真實的生活情形,是需要依賴個人記錄的。阿嘉仁波切無掛慮地、很真實地,寫出了他在西藏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歷,對於那段歷史來說,是一個寶貴的貢獻。

  我相信,阿嘉仁波切所寫的將會滿足世人的濃厚興趣,因為他們都懷著慈悲心為生活在危境中的西藏人民、南蒙古人民、東突厥斯坦人民尋找共同的人道。我希望透過這本書,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瞭解西藏這個古老民族正在為生存、為保護珍貴的宗教文化遺產而痛苦掙扎的真實歷史與現實,進而有助於西藏的和平變革。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阿嘉仁波切自序

  我的前世就喜歡寫作,雖然他在三十八歲的盛年圓寂,卻留下了四部佛法方面的著作。後來每當我寫作時,我的舅舅,也是我的上師嘉雅仁波切就感慨:「這都是前世的因緣哪。」

  寫傳記的想法在我很早就產生了。隨著年齡增長,接觸的人、經歷的事越來越多,真相也越來越撲朔迷離。如「宗教改革」、「金瓶掣簽」、班禪大師的婚事和圓寂,以及中共諸多領導人的行為,都是促我寫作自傳的動力。別無原因,只是想還原歷史。
  
  二○一○年三月,我的英文自傳由紐約RODALE出版社出版,幾個月後又發行了第二版。不久,自傳被譯成了蒙文在蒙古國出版。
  
  然而總像是有什麼事情沒有結束似的,我常坐下來,拿起這部自傳的中文初稿,不由自主地修改著。其實我最想出版的還是中文,最初選擇用中文寫作,就有這個想法。畢竟在西藏、在塔爾寺所發生的這一切,與中國歷史及現實息息相關。另外,我也認為,各民族之間應該多溝通,像水,是需要流動的,這樣就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隔閡,使得冰雪消融。
  
  書寫歷史並不是為了記仇,或者製造矛盾,相反是讓我們明鑒過去,告誡世人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今天很多中國人都不再記得大饑荒、「大躍進」、文化大革命了,甚至連「六四」天安門的槍聲都變得遠不可聞了,這是很危險的。
  
  而我,作為歷代阿嘉仁波切的轉世繼承者,親身經歷、見證這一切,實在不是小事。包括那些細節,有的在當時就已成了祕密,被精心地封存起來,不見天日。如果我不說出來,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也自然不會成為歷史的教訓,而同樣的悲劇很可能被重複。
  
  很多學者和佛教徒都跟我談過,想把我的英文版自傳直接譯成中文,但我沒有同意,這是因為有很多內容需要充實,所以我還是在早先的中文初稿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寫作。
  
  感謝魏立新女士,作為一名佛教徒,她誠摯地對這部書的中文初稿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並做了部分修改。遺憾的是,她因病過早去世。在此我要表達我的懷念,並為她祈禱。
  
  感謝漢人作家朱瑞和藏人作家唯色,為這本書的最終定稿承擔編輯的工作。
  
  感謝大塊文化出版此書,提供了我與中文讀者真誠交流的機會。
  
  頂禮三寶,賜予此生之因緣際會,成就此書。

二○一二年二月完稿
二○一二年十二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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