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

　　[摘要]比照社会转型，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和思考应运而生。新媒体的普及使原有文化秩序中时空意义发生了转变。网络空间的文化重组，带来现实生活中的意义重构。在文化自觉观念引导下的中国意识的构建，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动力基础。文化转型首先是人对自然界态度的转变，即从对自然无所畏惧的探索和利用，转变到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去思考人存在于天地之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文化转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态上去做文章。

　　[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陷阱；新物质性；文化自觉；变动性

　　社会变迁与转型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初创之时划定自己研究边界、获得研究的合法性问题意识的基础，并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学自身的成长之路，特别是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而逐渐恢复起来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格[1]。与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对于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争论[2]。这一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完全展开便戛然而止，伴随着中国社会变革涌现出诸多矛盾且在现实社会层面上无法得到真正的化解，人们开始追问观念和意义层面的问题，由此文化的问题似乎又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可否认，之前在经济转型的话语极度强势的驱力之下，文化及其未来走向的讨论首先被推到了一边，并被搁置起来。但在新世纪之初，国家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建设的能力，带动了新一轮社会转型的步伐[3]。随着从城市到乡村的社会建设规划的逐步落实，从土地非法占用，到邻里纠纷，乃至于极端的依法抗争的上访案例[4]，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在新时期中国社会建设中未曾预期的后果，它们的真实存在，无可避免地引导着我们学术思考的取向。而这些问题，向来不是以批判现代社会为天职的社会学这门学科自身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所能真正完全破解的难题。与此同时，社会的问题也在逼迫对文化问题有发言权的人类学家们，有义务从人类学的文化比较与文化包容的立场上去寻找一种人类学自身新的发展空间以及文化研究的新的知识生长点。

　　比照社会转型的发生和实践[5]，一种对文化形态转变的理解及其实践加以思考的文化转型概念也应运而生。与之相应的新学科，即所谓文化转型的人类学，也自然呼之欲出。这是应对中国现实语境而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在我们逐渐运用人类学微观研究的范畴时，越来越多地注意到社会与文化事项之中的诸多细节，同时也要注意到，这其中可能存在着西方既有认识论的陷阱，它使我们无意之中纠缠于社会现实的细节本身，无法真正从中抽身出来。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体的判断者，要对一种古老文化未来的走向及其当下的整体性面貌给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我们自身既是这种文化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一位融入其中的本文化的观察者。因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文化上的自觉，由此进而生发出必要的文化自信。

　　由社会转型演变为社会建设及其困境

　　我们接受西方社会学概念之初，似乎并没有太多机会去深度地反思此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我们完全忽略了严复最早以“群学”来翻译sociology这个英文语汇的社会对应性上的努力，草率地以从日语借用来的“社会”两字来翻译社会学这门学科[6]。在这种借用和转译当中，我们可能忘记了，在日本文化中可以代表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含义的这两个字，是否真正代表从时间的历史、空间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日本社会的整体的中国社会，即这样一种概念的借用是否能够有其自身的汉语涵盖力。结果显示，此种转译无法体现中国本土语境中数千年来所理解的和逐渐形成的“社会”两个字的深意[7]。但无论如何，这种经由第三国日本转译的“社会”一词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后果，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学家们，试图在中国复制出西方自工业化之后社会的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实质性地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变，并希望借此来改变中国缺少与西方一样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可憎”的局面，显然，这种努力，最终也未能真正完成，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上下一番深度思考的功夫。

　　社会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都是一个无法感同身受的外在的世界，特别是与作为人们生活和生命依托的家庭相比。这与西方人所强调的具有公共空间意味的“社会”相比，显然在理解上存在差别。可以说，社会是外在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的，为了突出此种外在性，人们甚至专门为“社会”这个空间造出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即“江湖”，并将其定义为与一般家庭生活环境不同的一个更多陌生人存在的地方。

　　在传统的观念里，“江湖”是一个各类离开家庭以及官场的人的总汇之所[8]。人们并不在乎那个世界里公私之间的界限，只在乎自己能够从中获得利益的多少。费孝通曾巧妙地以“差序格局”的概念界定这样一种以自我为中心但又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关系结构[9]。而人们从中获取的利益，也并非自己完全独自占有，很多时候都要在家族乃至家庭成员中间去分配，或大家共享。即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所谓的一种社会关系中的亲情法则[10]。言外之意，一个人在社会中拼搏，所思虑更多的还是自己可以完全加以信赖的家庭，这是一个人勉力要去维护的第一层，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层所在。

　　除此之外，便是传统社会中为官员所占据，但更多为皇权所把持和掌控的空间，那个空间依旧很难说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传统的皇权时代，那基本上是属于皇帝一个人所独占的空间，即所谓的由上而下的君临天下，而拥戴他的臣属，不过是在替皇帝打理这个天下的一批定期给予俸禄的官僚[11]。

　　他们一般被称为士大夫或官家，其中很多人，至少从科举取士的唐代以来，都通过读书而一步步地接近皇权。他们不能随心所欲，而是要在这个空间里学会察言观色，看上级官员的脸色行事。当然，最后的决定权一定掌控在独一无二的皇帝手中，如果某件事或某位官员惹得龙颜大怒，那属于要掉脑袋的重大事件，绝对不会为这个空间所宽恕。因此，在传统社会的官场里做官的风险，明显地不会比在江湖浪迹少。尽管有此危险，人们依旧趋之若鹜地愿意去做官，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有巨大利益的获得；二是其在位期间对于自己家族及其家庭的保护。这些都使得人们的为官意愿超越了其对风险的惧怕。

　　而拿着俸禄的官员之间，又靠尊孔而形成了一个相对而言自我封闭的利益场，它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共享的空间，诗文书画的唱和与欣赏成为官员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符号和媒介。对于书写文字的解释权，也牢固地掌握在这些有了功名而出仕做官的人手里。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字在此处担当起了人不在场也可以相互沟通的意义表达的功能。这使得熟练掌握文字书写技巧的官员们，其关系的网络极为广大，只要通晓此种书写语言的人，便可能成为其交往的对象。换言之，官场更多是依靠文字表达而构建起来的一个世界。身份、地位和待遇等，都可能会因为这种文字技巧的娴熟而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能够写一手俊秀挺拔的书法，能够写出流畅感人的文章或诗词歌赋，再或者能够言简意赅地写出一份引起皇帝注意并给予批复的奏折。所有这些，都属于是在朝为官的官员们或准备入仕为官的人时常要去磨练的一项基本功[12]。在此场域中，为官之道就是从姿态上和礼仪上表现出对于正统权威的服从以及对深奥且变化多端的文字雕琢的熟练掌握。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一处名为“社会”的空间去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社会”(society)形成真正的一一对应。在以亲情关系维系的“家庭”或“家族”之外，不是民间各类人士杂处的“江湖”，便是由官员或读书人所占据的靠以文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所掌控的“官场”。在这种传统结构下的中国文化，其社会的转型，可能就不仅仅是所谓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于信息社会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三个并非各自独立的空间中，如何重新构建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今天“社会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显然是“社会在哪里”，“社会又是从哪里开始建设”，对于这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大家都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如果社会既在家中，又在官场，又在江湖，那么，我们投入巨大的人、财、物而开展的社会建设，其着力点究竟应在哪里呢？要知道，一些学者想当然地提出“到民间去”的策略，不过是重新接触已经被人遗忘掉的那个“江湖”的存在。但“江湖”可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吗？这可能是社会建设学派需要做出认真回答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一思考作为前提，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不知未来去处的一种盲目的转变。

　　文化的陷阱与文化自觉

　　文化是一种行动的逻辑，似乎无人可以逃出此一逻辑的范围。因为，此种逻辑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意识的，即在一种不知不觉之中，行为就发生了，并造成了某种效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到的一种合理的解释。但同时，它具有一定的纹饰作用，它不仅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人而言是一个看不见的陷阱，同时对于其他与之并存的文化而言，同样也是一个自然存在的陷阱。一不小心，人便会跌入其中不能自拔，特别是对生活在这一文化中的人们而言，这种跌入效应更会真切地发生。这一陷阱因为是在一种长期的无法觉知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因此我们会称其为一种文化的陷阱。这种陷阱只有在审视文化以及文化间相互联系之后，我们才会真正地看到并感受到各自文化为自己所设定的陷阱及其纹饰形态上的诸多差异。

　　仅仅出于一种文化比较的缘故，我们会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寻找到一些特征性的东西来审视这样的文化陷阱的存在，只有在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陷阱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去面对当下世界的一种文化的转型，并理解其究竟意味着什么。

　　尽管西方文化已经作为一个典范受到了许多文化比较学家的注意，并以其为标杆去评判其他文化的存在。但是，文化的内涵往往是多面性的，它不可能通过简单的比较就能完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比较的角度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因此，在注意到文化无意识下的文化转型这一新的思考维度之后，我们也要从文化的发生学及其造就出来的无意识后果这一点出发，去思考西方文化陷阱存在的形态，没有这种梳理，我们的文化转型的概念就一定会比较空泛。

　　在许多西方文明史的叙述中，肇始于希腊爱琴海的西方文明，其根本是建立在海洋贸易的前提之下。航海之前缜密的人员和物资的准备以及对于海洋环境的精确计算，无意之间成就了西方的数学和航海技术超乎寻常的发展。而与之相适应的，重在对事物整体进行分析的文化逻辑，使得这个文明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有着一种规划能力以及长期的文化发展谋略，同时也使得其法律和规范的发展，成为这一文化谋略具体实施的最为重要的支柱。在实际生活中，此种文化的品格便会逐渐显露出来，如在行动上体现出精打细算，并按照预先制定好的步骤一步步地加以落实。而与此同时，环境压力下生存策略的驱使，必然会导致以实用效益为其最为根本的价值关怀。同在一条风雨飘摇的航船上的船员，每个人都必然担当某一种或几种责任。无能力的多余者，显然不是讲求效益的船上生活所需要的，他们或者根本就没有上船远行的资格，或者即便上船了，最终也会被这条船所抛弃；而真正余留下来的，必然是一次航海所获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每个船员之间有机组织的目的即在于获益更多，但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的严格等级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他们相互之间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又是财富的分享者。因此，这样的生存境遇，造就了一种所有的价值估算都以实用和效果为标准。而这样一种文化类型，其可能存在的陷阱就在于，它使得所有在此文化观念下的文明的创造，都会化约成为一种实用和利益的维度，即便其最初的主张并非是强调实用与利益，甚至是出于很高尚意义的初衷，比如为了人类的福祉和安康，最终还是会逐渐地还原到实用和利益的这一基本价值维度上来。

　　西方工业化的初衷一定不是声称对于环境大范围以及深度的破坏，否则，在西方工业化发展之后，就不会有那么多西方以外的世界对西方工业化模式毫不迟疑地山呼万岁。这就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文化为自己以及其他文化所设立的陷阱究竟有多深。而在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成熟之后，在西方以外的世界风起云涌地大搞工业化之时，后工业社会观念下的环保与绿色，又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首先是在西方社会，之后是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在今天，还有谁愿意去回忆说，所有的这一切，有哪一项不是跟西方的现代文明极为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反过来，一种新观念的发明，就像造孽者找出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样，让所有的人都去相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