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这样说。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就这样一次次地,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冒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6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40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5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到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到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本文摘自《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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