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刘汀:声音的舞蹈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

 

我们常常只关注影像而忽略了声音。在“凝视”之外,应该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生理和精神动作“听”。过于重视“看见”的世界,导致很长的时间内,包括“听”在内的其他感觉受到了压抑。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比如盲人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那未必比健全人单调,可能还更丰富和更纯粹。

我由此安慰自己——有些变态地对声音敏感,或许是我在感知世界、认识自己方面更进了一步,至少它是我耳朵生病的可靠回报之一。

06年冬天,我走在学院南路的风中,忽然觉得风并不是均匀的,即使它同时从我身体两侧穿过。我模糊地感觉到右耳边的风声声音低沉,仿佛被人捂住了嘴巴的叫喊,仿佛隔着一堵墙。经过几分钟的困惑之后,我让所有的神经去感受究竟发生了什么,终于明白,不是风的问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终于辨别出,右耳孔似乎塞了一团凝固的空气,让我听任何声音都像隔着无形的什么东西。

我跑到校医院去做检查,医生说:你得了中耳炎,需要做鼓膜穿刺。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穿刺两个字还是让本能地我心头一紧,有些控制不住地想到:天哪,我的一只耳朵可能正走在变成聋子的途中。医生说她刚来上班,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小手术,于是给我开了转院单。我带着那张单子和没有被强行留在校医院摧残的庆幸,清晨四点多到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去排队、挂号,再排队,然后等着一个老医生把一根长长的针管伸进我的耳洞,刺穿鼓膜,刺穿那团隔着世界的空气。

手术并没有想象中的剧痛,从医院大楼走出来,我发现自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是如此清晰,并因清晰而明了,因明了而截然不同。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做完穿刺的右耳完全向身体外部敞开了,它贪婪地吸收着所有的声音:汽车声,说话声,走路声,叫卖声……以及它们的混杂物。对我来说,声音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活了过来,被重新定义,这是耳朵的一次苏醒,在苏醒的耳朵里面,声音开始了它们的舞蹈。

我走到医院对面的一个小吃店,选了靠窗的位置,缓慢地吃一碗馄饨,不但是用嘴巴,还是用耳朵,我听到了到此前从未注意的咀嚼的声音,牙齿和食物的耳鬓厮磨,吞咽时喉咙的轻微声响。那时一场宿雪未化,回去的公交车上,我听到了轮胎摩擦略有些结冰的地面,司机的座椅吱吱喳喳地响着,售票员吸着鼻子,一对年轻人不算私密的悄悄话;我听见车窗玻璃因颠簸而发出细微的振动,有人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自己的膝盖,买菜回去的大妈眯着眼睛的呼吸;我听见了一段万物交织的乐曲。

如果当时有人注意到,一定会发现车上有个身子向右倾斜的奇怪乘客。

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如同我们,在这之前,不过是本能而自然地接受着世界上的声音,我们无所觉地听见,但并未真的听见,就像我们成千上万次地看,但很多时候从未看见一样。这令人想起《阿凡达》里那句著名的:I See You。我看见你,我——看见——你。又或者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诗》里类似的情节:诗歌课的老师拿着一枚苹果问学生,你们见过多少次苹果?一千次?一万次?一百万次?错了,你们从未见过苹果。它们的指向同一个重点,在看见和听见的意义上,耳朵和眼睛不再只是一个生理器官,它们终于和那个有着灵魂、思想和情感的自我实现沟通。智慧的先人早已经指明了这条通向自我的路,就像在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就像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不是上帝创造了光,而是上帝意识到了光,并且命名了光,光才得以在我们的意识中存在。我们凡人更是如此,只有我们意识到了看和听的东西,它们才能是光和花。

这之后,我对声音越来越敏感,不是说我仅仅比以前更注重声音的细致和精确,而是对它背后藏着的什么更为关注,比如语气高低所透露的情绪、是否似曾相识、可否轻易模仿等等。更具体一些说,深夜从窗前过一辆装满建筑材料的汽车,我渐渐不为它而焦躁不安,细细聆听发动机、车胎摩擦路面一连串的声音,在简短的交谈声中推测司机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揣摩他们对这夜晚不得安睡的心情。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样的时刻,所有的声音在混乱中达成了一种叙事的秩序,声音本身成为故事的内容,并因此构造了最真实自然的生活场景。

我也常常用耳朵来辨识别人和自己,这当然充满了危险性,但危险性亦是趣味性。电话使我这种辨识的安全得以实现,我总是喜欢全神贯注地听对方的每一个字,努力获取他声音中所包含的一切信息,并推而广之来测知他身处何地,大概正在做什么。这些由声音引发的判断和推测,有时导向真实,有时导向虚构。它的危险是,我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烦躁、愤怒、不屑、冷笑和无所谓等种种冷漠心境,语言上虽一如往常,可情绪依然跑到了十万八千里。

有一年,手机听筒出了点问题,在接听电话时,熟悉人的声音会发生变化。出问题之后的第一个电话,是打给父亲的。听筒里传来的父亲的声音异常陌生,我在短暂的错愕之后,匆匆说了几句就挂掉了。父亲声音的变化让我丧失了现实感,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之中:有人在冒充我的父亲,而我却不得不和他假装无事发生一样谈话;或者是,我的父亲在冒充别人,而我决不能揭穿他。仿佛一直完整的世界突然出现个偌大的黑洞,张着大嘴吞噬与我相关的一切。我迅速挂掉电话,气喘吁吁地走出去,用公共电话又拨回家里,正当我以为万物归宗,一切都将还原,父亲将重新变成那个熟悉的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出现了——公用电话听筒里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沉默了一秒钟我辨认出是母亲。我清楚地知道刚才是父亲,但那个电话的后遗症却始终难以彻底消除:打电话时父亲去哪里了?刚才是不是他的声音?

再次挂掉电话,我久久坐在长椅上,心想自己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最游离的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昭示当时父子关系本质的一次,竟然是通过声音的意外改变来抵达的。生活的变化,让我和父亲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不能再向以前一样交流,但是我们双方都不会承认这一点。我必须从现在迅速回撤,尽最大能力回到他们适应的那种交流方式中,以保证关系的稳固。这和父子间的感情是两回事。推衍到极端便是,当你在最广和最深的程度上理解了一个人的时候,便很难在与他有深入的交谈了,因为他的所有疑问在你那里都不成为疑问,而你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会答非所问。这也许会解释类似的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爱情永远是发生在双方不甚了解的阶段的,因为那时候的交流是最有效、涵义最丰富、可能性最多的时候。或者说,在人类情感方面只有充满想象性的交流才是最迷人的。

声音可以被各种方式描述,即使他被用现代技术录下来,也仍然会捉摸不定。声音不是单纯的声波震动,它凝固着发声那一刻的所有信息,录下一段声音,哪怕你用最先进的方式保存它,过几十年之后再去听,你仍然能听到时间流过的痕迹。更何况,这些先进的技术并不能保证它传播或录下了你以为的自己。读硕士时,导师在一次课上说,他讲课不喜欢用话筒,甚至有一些恐惧,因为话筒放大、夸张了他的声音,而这声音不是他本来的声音。前几天,老婆学校里做公开课,并且录了光盘,之后老婆一边看光盘一边把讲课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她觉得自己的录像中的声音很奇怪,听起来很别扭。“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声音是这样的。”她当然知道(听见)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听总是作为内部的自己在听的,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声音通过第二个媒介的转播,再被自己听到。在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内部倾听自己的声音,已经形成了一种稳固认知,这也是自我的一部分,因此,当有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你以前所认定的自己的声音并非如此时,自我必然会产裂隙。

我仍然记得,自己第一次吃苹果时的情景。那时候大概十几岁了,四叔从很远的地方批发回两框水果,他分给子侄们每人一个苹果。我们看着它,那么诱惑,可又那么珍贵,我们不知道该不该咬下去,该不该把这样一个完美的食物破坏。可是它的美,只有咬在嘴里才能实现,我们便咬了。那第一声清脆的咔嚓声,始终留着,此后我吃过许多的苹果,可是再也听不见如第一次一样的声音了。现在,我能知道声音穿过了它的物理性质,第一次咔嚓声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我通过它真正地和苹果发生了联系,我吃到了苹果,苹果对我而言第一次成为存在,我的某个缺口得到完满。

细细想起来,对这声音的记忆和执着,不过来自了解自己和世界的欲望。只有说出的,在才能通过耳朵,而在心里成为现实。人们因此在意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说出的清晰的字,第一次叫爸爸妈妈……这所有的第一次,都如同上帝在为万物命名,悠然一下存在了我们的意识里。只可惜更多的时候我们对自己不但无知,而且毫不在意。在拥有或试图拥有世俗的一切时,我们假装这就够了,不再需要其他东西,比如深深地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比如从心里生出作为人的感情。我们把自己全部交付给身外之物,吃喝玩乐,浅薄的喜怒和悲哀,生活当然要靠它们支撑,可在灵魂深处总得保有小小的一片领地,给那个你未曾听见、也未曾看见的自己。自己,我们说得最多的言辞,我们遍寻而不得的那个人,我把这看做唯一可抵达灵魂安宁的路,作为平凡人,总有要有这么小小的一块地方,以免在将来老去,濒临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会发现无处立足。

文章作者:刘汀:青年作家,曾获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39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亚军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

(文章转载自一五一十部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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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9日 上午 5:30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