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hina周刊 | 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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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著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作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作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作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音声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

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 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 Dei 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可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都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所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P11)

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果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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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现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宛在耳边的亲切与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 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作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40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文章作者: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

(文章来自《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2年12期。)

书籍介绍:雅克·阿达利 《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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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贾克·阿达利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 宋素凤 / 翁桂堂

出版年: 2000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是当代法国著名学术与政治人物,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特别顾问,他的作品涉及面广,并具有历史文化的内涵,深受欧美知识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整部音乐史即是噪音如何被含纳、转化、调谐、传播的历史。全书以此为结构分为五章:一、倾听:论述音乐离不开对象、听众的聆听;二、牺牲:为宗教而演奏;三、再现;四、重复:音乐为商业目的、录制唱片而作;五、作曲:未来的自由地为创作而作,从而不断制造出社会新秩序。全书贯穿着作者后结构主义观点、旁征博引,是一本研究音乐深层社会意义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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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9日 上午 5:45
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