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何路社：对“重庆模式”说三道四

　　作者按：薄熙来案终于基本水落石出。但遗憾的是，他在重庆主政期间大肆践踏法治的行为至今尚未得到任何认真的反思。现旧作重发，这是一些早于王立军叛逃前就有先见之明的文字，并非事后诸葛亮。还望当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一、关于政治体制的一点哲学思考

　　体与用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泛指本体和作用，且一般认为“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现。张岱年教授就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认为：“西洋哲学讲本体，认为现象是假，是幻;本体是真，是实。本体就是唯一的究竟实在。中国传统哲学讲本根与事务的区别，不在于实与幻之不同，而在于本末、原流、根枝之不同。本根是真实的，由本根发生的事务也是真实的，不过有根本不根本之别而已。与本根对立的，即是‘物’，物是本根所生者。后来有‘用’的名称，与‘体’对立。用的本来意味是功能，衍变而成为‘流行’或‘发见’的意思。体是本原，由此本原而流出或发生者为用。体与用是统一的，即体用一本，或体用一原。有体即有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体即用之藏，用即体之显。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起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

　　本文即用中国传统的“体”、“用”观来透视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且我以为具体到政治哲学范畴，概括性而言，于政治体制、政治机制的层次上即为“体”，于政治艺术、政治方法的层次上则为“用”。若以法治与人治为例，在此意义上我们否定人治无疑是正确的，前提是在什么意义上否定人治，否定人治是在政治体制、政治机制的层次上否定其。反之，肯定人治无疑也是正确的，正如光具有波粒二象性一样，权力也具有法治、人治二象性，肯定人治是在政治艺术、政治方法的层次上肯定其。

　　上述有关法治与人治的结论可以推而广之。其实，人文科学中许多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学说，凡双方俱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并经过历史的长期实践，仍对峙不下者，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体与用之关系。除法治与人治外，物质与精神、利益与道德、市场与计划、自由与专制、民主与集权、公有制与私有制等等，也都无不如此。如果从系统论的观点上讲，我们应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公有制为体，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为用。因而，我们否定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必须进一步懂得，是在体制、机制的层次上否定其。同样，我们从另一角度上肯定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私有制，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懂得，是在“用”的层次上肯定其。

　　这里，我且举一个抽象例子，国家权力资源的配置，从体制、机制上讲，我们必须强调肯定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但在实际具体操作中，我们却又离不开和需要运用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等范畴的政治艺术与政治方法。政治家的常规价值或领地在于用，用是一种“小”政治智慧，具有偶然性，事在人为。至于体则是一种政治机制，具有必然性，你唯有顺从她并受其限制。体与用这两条腿，我们一长一短，所以行走不稳。大而化之我主张：独党执政，个体竞争；中央集权，地方自治；国家权威，社会自由；以行中庸之道。前者为用，是技术层面的形而下之器；后者谓体，为制度层面的形而上之道。“道”与“器”的关系非常明确，道是器的基础，器是道的表现，无“此道”亦无“此器”。

　　不妨还举一个现实例子，去年以来“重庆模式”或曰薄熙来先生在重庆之作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如贺卫方先生“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与刘仰先生“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就各执一端，而方绍伟先生致刘仰、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又说“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几乎一点没错，“致贺卫方的一封公开信”几乎无一不错，真是不亦乐乎！我则认为三位先生都“书生十足”， 薄先生在重庆之作为中运用精神、道德、计划、专制、集权、人治等范畴的政治艺术与政治方法一点也没有错！政治斗智斗勇中素来智者勇者胜，他错在本未倒置，少了一点从体制、机制上强调肯定物质、利益、市场、自由、民主、法治的大智大勇政治智慧！为这种“重庆模式”叫好恐怕是饮鸠止渴，仅能痛快一时。

　　与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美国精神病学家卢森堡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有许多杰出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其能够同时积极地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概念、思想或印象，这些概念、思想或印象可以是相反的或对立的，可以同样起作用或同样正确。在表面违反逻辑或违反自然法则的情况下，这样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面的表述，就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和思想。他将这一现象概括为“两面神思维”，它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也正好印证了本文。而此者，古人是为“权”。只不过那时的“天平”（即“权”或曰“中庸之道”）是经验道德的，现代的“天平”方科学精密（以利益为“权”）。

　　二、“毛泽东陷井”及“情结”与“重庆模式”

　　细察薄熙来先生在重庆之作为，实在还够不上一个大政治家水准，倒更像是带着某种孙悟空式的“大侠客”色彩。倘若将中国当成泰国，或许即是又一个“他信”。所以，“泰式民主”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但这并非说“民主不是好东西”。盖由于“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鲁迅语），这声明便万不可少。薄熙来先生的先生说其“总体上还是越来越成熟了”应该不会错，只是将来还应更成熟，这大概也是不会错的。写到这里，我并未有丝毫怀疑薄先生的人格、人品，相反数来十分敬佩其的特立独行，比起那些动不动就高喊“杀出一条血路来”或空嚷什么“还权于民”的人来，何止胜出千万米！

　　只是还是想提醒，薄先生学毛泽东学错了方向，不小心掉进“毛泽东陷井”：迷信专制、集权、人治、精神、道德……这种本未倒置，好比饮鸠止渴，仅能痛快一时。还有一点也切不可忘记，论及天时、地利、人和……毛泽东何人又能企及？前不久竟闻贼逼官反“打黑并非主动”，不知是否真有难言之隐?如此看来，汪洋失在并不是政治智慧上，而是败在必然的制度加偶然的个性上。换句话，汪洋若像薄熙来来真的，广东“民评官”去掉引号，断定其会后来居上之于重庆“官打黑”。与薄熙来相比，中国那么多“平民政治家”真是令“平民”汗颜。难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非也，皆“个人”使然。无私则无畏，与“官二代”或“穷二代”无涉。反道是“吴德有德，吴忠有忠”（毛泽东语）。

　　“薄熙来现象”的真正意义在于向我们透露一条信息：重庆“打黑”引来全国底层之几乎压倒性的一致叫好，有人却老是担心中国人的素质，不敢贸然行“竞争性政治”，此言该到此为止也。百姓心中有杆秤，谁好谁孬？一点不比某些“智叟”们差。如果我们在县市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国有大中专院校……实行“竞争性政治”，无数个“薄熙来”就将“变戏法”似地冒出来。这才是“黑社会”的真正克星。而人治则是靠不住的，这不，毛泽东走了，薄熙来也“招了”。但从上述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薄先生将了现行体制一军，一潭死水的中国政界，且观其如何回应。

　　薄熙来“打黑”底层叫好，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先从一则案例说起：56岁的重庆长寿区农民易大德，2008年7月29日，是他三儿子的生日。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因为老易一直不答应让大洪湖水产有限公司无条件收回鱼塘，该公司的人员纠集闲杂人员近百人前来闹事，手持凶器将正在进行拉网作业的易大德一家和亲属5人砍成重伤，其中二儿子当日下午死亡。四儿子脑子受伤留下后遗症，大儿子和易大德也躺在医院。这个案件曾由“涉黑”的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经手，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法。这样极端的例子也许未必典型，但看看身边的社会，对官者、富者、恶者的避退三舍，甚或阿谀谳媚，早已成弱者的生存常识。

　　当前，权力、资本、暴力（即黑社会，下同）越来越强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使他们大概早已经找不着南北，否则不会把“革命”与“文革”的“教育”忘到九霄云外。可悲呀，经过三十年“改革”后的中国，作为弱者的个体之人民，在三者面前不能不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而毛泽东曾经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将几千年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颠倒过来为多数人压迫少数人。这一左一右两个极端，我想就便造化出了今天许多中国人的一种“毛泽东情结”。且再这样继续“斗转星移”下去，只怕是总有一天会将人民“逼上梁山”，让历史周期性地震荡循环。

　　何以权力、资本、暴力越来越强势?一语蔽之：权力的专制、集权、人治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相结合之社会，其必然奉行“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改革”已误入歧途，正好掉进毛泽东所担心的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陷井”。可“三十年海西，六十年海东”，人家已是去掉“官僚”二字，多少有些“改邪归正”。要解开大陆中国人的“毛泽东情结”，解铃还须系铃人，即唯有使“改革”回归正确方向：将邓小平未竟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进行到底。但也有人像薄先生一样“天真”，以为唱唱红、打打黑，就可以治本。

　　近来，“重庆模式”又是开会又是出书，并闻杨帆先生说已得到中央正式肯定，却从未见过半点“白纸黑字”，那可是要形成文字决议的呀？匆忙“拉大旗作虎皮”，至少是有点底气不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是“水到渠成”，从来没有这般“猴”急。我以为“重庆模式”如此窘迫多少与以下“紧箍咒”有关，即杨鲁军先生在上海“重庆模式”研讨会上之所言：“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个直辖市，它的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都是由整个国家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所决定的，即是说，在涉及民主与法治这种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薄熙来曾借用体育术语来表达：重庆能做的、所做的，都是中央规定和要求的‘规定动作’，而不可能有重庆自己的‘自选动作’。谁都知道中国目前在民主与法治方面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能脱离国体、国情来苛求薄熙来同志‘应该如何如何’，而完全不顾和忽略了他只能在‘允许如何如何’的前提和框架下施政。”

　　杨鲁军先生言下之意，大概是“重庆模式”乃“紧箍咒”下不得以而为之。仍是杨鲁军先生说的：“薄熙来兴许是当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富有个性、最不惧挑战的一位了。他崇拜毛泽东（他能整段整篇地背诵毛的文章）。毛泽东一生充满挑战但从未被任何挑战所压倒——毛的这种特异禀赋不能不深深影响了薄熙来。”此言极是也，中国当前正需要薄熙来这种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来打破政治僵局。其意义恰如杨帆先生所言：“在大家惶恐于‘改革丧失动力’的时候，重庆模式的出现，就说明新的政治竞争模式已经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实践已经产生而且还会继续产生，突破官僚体制的压制和思想的偏见，人民群众和社会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审者。”但这也是一着“险棋”，其能否真正成功，取决于一是要避开“毛泽东陷井”，二是要解开“毛泽东情结”。而实现这两条，又必须先松开“紧箍咒”才有可能。否则，既解不开“毛泽东情结”，还会掉进“毛泽东陷井”。所以在我看来，“重庆模式”既还没有生，也还不会死，她已是母腹中搏动的胎儿，不能早产，更不可流产。

　　“重庆模式”与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写到这里，我要说向毛泽东学习：世上本无常胜将军，失败乃成功之母，“文革”为“改革”之父。在这点上，薄熙来不愧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