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敌情”有一个新的判断:“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记得为此自己曾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因为我家庭成分“地主”,社会关系复杂。为此14岁读高中时就因没饭吃、缺课多,被学校确定为有“反动思想”,全校开展批判,团内留团察看处分。读大学时的“肃反”运动中,又因为对一同班同学的大字报,说过“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话,再次受团内严重警告处分。到后来,“反右”运动检查三次才过关,并下放20年。

  “文革”时期,我是所在单位被揪斗的第一人。这个政治身份格局,使我在绵延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阵阵落不下。毛泽东曾指责周恩来距右派只有50米,其实冤枉。但对我而言,那时,谁一说“反动”、“反革命”,我就会心惊胆战地感觉和自己近在咫尺。现在上峰终于说出反革命“不多了”的话,也许今后我的日子就会相对地好过一些,所以高兴。

  “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和我同住一室的老王,因为当过几天国民党兵,思想负担很重,整宿睡不着。由于过度紧张,在清晨起床后的“早请示”中,就把“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读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把那在当时谁也不敢忘记的“忘记”忘记了。声音很高,别人都听到了,他本人却浑然不觉。好在同室的人没有“运动乐”,大家谁也不提此事,他才幸免于难。但他错读的这句话,倒确确实实说出了我多年来内心深处的期冀。

  上述我的自然情况,还使得我有个“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标”(反动标语的简称)案,就自然首先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有时得惊动你,找去问问话,了解情况:一次,一个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说要问我几个问题。“你前不久借阅过《新港》杂志?”“是。”“杂志在你手里共有多少天?”“一周左右。因为没有什么好文章,翻了翻就还了。借还具体日期可查借阅登记”。“在此期间有没有人从你处转借?”“没有。”“就是说杂志一直就在你家。”“是的。”问完就走了。因为不能打听,究竟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但这起“反标”案肯定与该期《新港》有关,凑巧的是正好这时我借了我们学校的这杂志。更多的时候是用比较隐晦的方法,比如为搜集我更多的笔迹,就以上级要检查作文批改情况为由,抱去我教的班级学生的作文本。

  也是由于上述“政治格局”,我待过的单位的领导,不乏一有机会就想甩掉我这个“政治包袱”的,所以我的工作调动,也就较为频繁。世间也真有祸福相倚的情况,我还真喜获过被“甩掉”的幸运。

  那年,我刚从范镇中学调出不久,该校就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当局采取公安机关和群众破案相结合的方法。而群众破案的具体操作,是大会提名、票选“嫌疑人”。会上的提名、票选,当然事先都是经领导渗透了意图的。有人提名,无人反对,即确定“当选”。据说当时选出了五个人,都是家庭成分地富、有历史问题、亲属有被杀关管或过去运动中挨过批斗的。选出后,革命群众也分成五个小组,每组包围着一名当选者,拿来墨汁、废报纸,在群众监督下,命令当选者当场“挥毫”,且必须迅速、自然地书写出领导口中念出的字句。然后全部交付领导,通过查对笔迹,据以找出“反标”书写者。

  命令书写的内容,当然不会按“反标”原有的词序,但从让“嫌疑人”书写的文字,大体可以猜出“反标”的原文。那次让写的内容据说是:“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思想万岁”,那“反标”很有可能就是“国民党万岁”之类。

  范镇中学的“反标”案,最后是由公安机关侦破的,案犯并非票选出来的五个人中的任何人。几年后我有事去该校所在地,当选者之一的李君向我详细介绍了那次群众破案的经过。他指着路边建筑工地上一个正在和水泥的人说:“就是那小子。特能装相,他就在我那组,一边还吆喝催我‘快写’呢!因为他家贫农成分,坦白交代得好,除了按规矩被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外。政府只判了他两年。不久前才从劳改农场出来,现在建筑工地当临时工。”又说:“你小子走运,腿脚快,要是不调出,头一个被提名当选的就得是你。”

  但这种“幸运”不可能总有,“文革”期间的一桩“反标”案,我就深陷其中,久久未得摆脱。

  “清理阶级队伍”尚未完全结束,这时发生了一起“反标”案。因为破案都由“专政小组”操作,是绝对保密的,内容当然不知其详,但从追查中得知,案件涉及当时很常用的一种稿纸--“稿纸副页”。其特点是,额头隶体“稿纸副页”四个字,下面是若干横隔浪线,字和横隔浪线都是红色,左侧空白,右侧则连续竖排五六十个小红点。后来听人说才知道,这些“小红点”中隐藏着“大学问”。原来,各地印刷厂每次印制这“稿纸副页”时,那小红点的数目和排列都有所不同,公安部门可以此掌握该稿纸为何时、何地印制,为破案提供方便。果然,这次就派上了用场。

  那是一次单位召开传达上级精神的会议,王兽医(当时我所在的耕读大学办有“兽医班”)挨近我坐,他看大家都在笔记会议内容,自己空坐着,觉得不太好,就拿出钢笔,向我要张纸做笔记,我就随手从正做笔记的“稿纸副页”的后面扯了两张给他。几天后清查“反标”案,在向群众介绍案情、广泛搜集破案线索时,偏偏就涉及“稿纸副页”,我作为“文革”中单位第一个被揪斗的人,王兽医就及时向专政小组检举了我。

  专政小组几个人把我找去,单刀直入:“你使用过稿纸副页?”答:“是。”

  “可不可以把那稿纸副页给我们一页?”答:“可以。”头头示意一名成员“陪同”我到宿舍取回一页稿纸副页。组长仔细查看了一番后,又与他文件夹里的一张核对,那页纸上有歪歪扭扭的两行字,那应该就是我撕给王兽医的那张。问话继续。“你这稿纸是哪来的?”答:“在学校教务处领的。”“不可能。学校从来没有卖过这样的。”答:“我一辈子当教员,写字的纸是从来不用买的。”“除了这样的以外,还有没有别样的?包括你家里的。”“我爱人在二中,也可能是她从二中拿回来的。”“二中我们查过了,没有你这一种。”我无言以对。“你回去认真回忆一下,有结果告诉我们。”我只好答应尽量照办。

  一连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出这稿纸的来源,专政小组问过几次了,由于毫无进展,他们有些不耐烦。我找到组长,说我是真无法提供这稿纸的来源了,案件的构成条件很多,办案不是得讲究“四脚落地”嘛,即方方面面都得对上号,“反标”案也一样,得作案条件都能对得上,才能定案。如果其他条件都和我吻合,稿纸来源一项就不用考虑了,那案犯就是我,专政机关怎么处理,我都毫无怨言。组长态度缓和下来,讲了一番每人都有义务帮助组织上侦破反标案的大道理,让我继续“协助”查找稿纸副页来源。

  看来,交不出这稿纸来源,我是要永远背着这书写“反标”嫌疑的黑锅了。于是回家翻箱倒柜,查找“稿纸副页”。苍天不负苦心人,终于从妻子的书堆里翻出了一叠“稿纸副页”,前几页是妻子笔迹抄写的每行长短不齐的×和○。晚上妻子回来问其来源,她说“去年住院生茵儿时,同一产房的四商店的一位售货员织的毛衣花样挺好看,我就抄下来了”。原来这×和○,不是特务的联络密码,是织毛衣的正反针记录。“这稿纸哪儿来的?”“当时我也没有带纸笔,都是她的。”看来,是我在回家时,为了抄写什么东西,顺手扯了几张妻子的稿纸副页。老天开眼,总算找到了。第二天,我向专政小组交上了妻子那一叠“稿纸副页”和那售货员的姓名、单位,这桩拖延了一个多月的“涉嫌反标”案件总算得以了结。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历练和“反标”案的“洗礼”,尤其是“稿纸副页”案的持续追查,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当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处事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处处留意,事事小心。尽可能主动把自己时时置于群众场合之中、监督之下,这样起码一旦出事,找证明人比较方便。比如,在阅览室或教室里看书报,一看人走得剩下一两个的时候,自己赶快离开,去人多的操场,或回几个人在的住宿处;再如午睡时,一看别人都起来离宿舍出外边了,自己也赶快穿鞋出屋。原因就在于“个人独处”,多发的“反标”案一经发现,极易弄来“嫌疑人”那顶可怕的帽子。

  中外历史都反复证明:老百姓要想具有真正的尊严,国家就必须首先具有真正的民主。否则,无论用多么绚丽的外衣遮盖,一切都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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