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潘石屹又红了，这次不是因为跟任志强之间的甜蜜基情秀，而是因为在央视流着口吃表忠心。看潘石屹的表现，不禁鼻酸。在墙面前，鸡蛋不但可能被击碎，还可能被剥光蛋壳，任意羞辱。
但是，如果潘石屹有足够的历史知识，他也许会从中国古代学习一种更好的避祸方式，那就是佯狂避世。
佯狂避世的传统，自接舆、桑扈，到伍员、孙膑，再到邺下、竹林，不绝如缕。佯狂者大多避祸成功，不过有些仍不免杀身罹祸（如祢衡、嵇康），但无论如何，他们总在癫狂中保持了一点最后的自尊与自由。而这种藏在狷狂中的对自由与自尊的渴求，世人多不能发见。所谓“世人皆笑我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也。
抵至明代，专制虐毒空前而不绝后，一代士人遂多狷狂。尤自明中叶以降，士人任诞习气大炽，乖张行径层出不穷，如群溪乱奔，如天花乱坠。
比如，奇装异服，杨慎就导夫先路。徐纨《本事诗》说：“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
又有刘凤。《万历野获编》记：“吴中有刘子威（凤），文苑耆宿也，衣大红深衣，遍绣群鹤及獬豸，服之以谒守土者。盖刘曾为御史，迁外台以归，故不忘绣斧，诸使君以其老名士，亦任之而已。此皆可谓一时服妖”。
直到明末，服妖仍四处招摇。余怀《板桥杂记》：“无锡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著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这位邹公履不但戴大红纱巾，还穿高跟鞋，像车模一样走来走去。同书还记，邹公履去应试，考完了就猛敲大司马门鼓，送试卷；去嫖妓，不赶紧摸白嫩美乳，却对小姐高声朗诵自己写的文章，真是不可救药。
除了“服妖”，明代笔记里还记载了相当数量的任诞行径，聊举数例。
《万历野获编》记“胡元瑞亦好使酒，一日寓西湖”，当众臭骂戚继光，结果后者气鼓鼓地“促舆度岭”而去。
《明语林》所记更丰：
“罗圭峰动止诡异，径情直行，人目之为鬼王”。
“边庭实以按察移疾还，每醉则使两伎肩臂，挟路唱乐，观者如堵”。
“常评事（伦）中法罢归，益为荡恣。从外舅滕洗马饮，大醉，衣红，腰双刀，驰马。马顾见水影，惊蹶，刃出于腹，溃而死”。
“中牟举人张民表，任侠好客，往往荡舟郭外南陂。顶高冠，飘二带，带绣‘东坡半升仅漉渊明酒，三寸才容子夏冠”之句。乘败车，无顶幔……日醉陂头老杏下……兀傲自放，世莫测其高深”。
《舌华录》记：“桑悦调柳州，不欲赴，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这桑悦不但傲视柳宗元，且喜欢恶搞考试。有次参加会试，做完题目，他觉得一定中举，就在卷子后画一战船，敲着桌子嚷嚷：这次老子坐定官船了！结果被算成作弊，“以违式贴出”。
关于明代士人任诞之习，清人赵翼以为起源于明中叶。他的《二十二史札记》有专条论“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
“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姻好。文征明书画冠一时，周、徽诸王争以重宝为赠。宁王宸濠慕寅及征明，厚币延致，征明不赴，寅徉狂脱归。
又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罗列现象之后，赵翼给出的评论是：
“此等恃才傲物，跅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
赵翼对明代士人任诞习气并不欣赏，但将这种现象归结于“世运升平、物力丰裕”。
赵翼的描述清晰传神，分析却有点单薄苍白。他所处的乾隆时代，自是“世运升平、物力丰裕”，为何士人却没有多少任诞之习呢？
明中叶以后士人多任诞习气，主要原因在于士人的自我意识开始猛抬头，而且极易流于言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明代士人“气矜”、“气激”、“任气”、“躁竞”、“激昂好为已甚”，乃至好干“民誉”、“矫为奇行而不经”。这种嚣张士气，表现在朝堂上则是百官撼门而哭（嘉靖元年的“议礼案”），或直言皇帝“酒色财气”全犯（万历十年雒于仁的奏疏）。在朝堂之外，“士气”则转为民间各种任诞行径。
明中叶以降，王阳明的心学大盛，对僵化理学首开反动，欲致人于平等，亦使之得自由。随后的李卓吾、何心隐等人，均以个人自由为鼓吹中心。稍后袁宏道及公安派的“性灵说”，实质也是对自我的强调。在此等思想风气影响下，士人从提倡个性自由，走向标新立异，乃至追逐怪人、崇尚怪癖。
比如徐文长，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盛”，拒绝接见大人先生，与下贱皂隶打成一团，还用斧头砸自己脑壳，将头骨揉搓有声，又以尖锥刺耳，深入寸许。徐文长身前淹蹇不得意，身后却受到晚明士人崇拜。他们除了崇拜其文学天才，更崇拜其狂诞。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说传主“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这却是以“病”为“奇”了。
张岱的《祁止祥癖》，将这等观念发挥到极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他所写的“有癖之人”祁止祥，扔掉妻子如扔掉破鞋，只把娈童崽子当性命，而张岱似乎还觉得祁颇有“真气”。
上面是从士人个性、社会习气方面探究。若从制度上讲，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这段话，也许对我们理解明中叶以来士人任诞习气有所助益，且录如下：
“中国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太祖开国即树惨核之风，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继体诸君，变本加厉。二百七十余年中苛政弊政之多，殆为历代所不及。加以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理学末流，束缚思想。诏狱廷杖，摧残士气。下则民不聊生，上则士鲜廉耻。流寇起于中，夷狄迫于外。一朝势去，瓦解土崩。大好河山，又复沦于异族。事之可惜，孰逾于此。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
明中叶以来士人之任诞习气，同样可看成是一种“反动行为”，虽不是对专制的正面攻击，但至少是一种消极抵抗。明白这点，对今世任诞之人、任诞之事，我们或许也可多几分“了解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