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正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两国政界、学界异常关注究竟将如何处理彼此关系。
习近平主席、奥巴马总统在刚结束的中、美峰会上，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前景作出积极的表态，是这次峰会的一个亮点，体现出习近平强调的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紧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这至少表明中、美两国关系又可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局面。倘若今后北京和华府能够求同存异，冷静地处理双边及多边事务，则两国可能合乎理性地步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境况。
历史魔咒发人深省
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稳坐世界龙头老大的宝座。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直逼老大的地位，相当惹人注目。在西方战略家心目中，未来中国必然会呈现对美国老大地位的挑战的态势。2010年1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指出，“我不接受美国成为世界第二”。这番话勾勒出美国决不愿意轻易让出龙头老大的地位的立场。
按照外界对奥巴马此番说话的解读，则设若中、美关系处理不当，两国关系必然会陷入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以及总结得出由此衍生的两国关系必然深度恶化并且最终崩盘的结论。况且，最近在中国周边险情频传，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风险加大，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磨刀霍霍，来自南中国海邻国的警讯连续不断，而美国也加大了在亚太地区向中国挤压的力度。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矣，值此大国崛起未竟之际，来自境外的挤压行动有增无已，罡风阵阵，拂面而过。此情此景，恰似“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前奏曲，好像中国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重大挑战了。
有鉴于此，近年不少中国学者及民间人士大声疾呼，中国成为“老二”违背了本身的意愿，是“被”老二的，以及中国不要做“老二”等的呼声，不绝于耳。须知，国际社会已经视中国为世界“老二”了，这种看法业已定型，属于既成事实，并不以中国学者不愿做“老二”的呼声为转移。何况，美国判断中国是否将成为直逼美国龙头老大地位的咄咄逼人的“老二”，是以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为依归，而决不会为中国学者及民间人士敬谢不敏的呼声所左右。
早在2009年冬，笔者正是于美、中两国可能陷入“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的前景，着手撰写题为“盛世危言：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文章，最终刊登在《领导者》双月刊总第32期上全文发表。这篇文章论述了美国可能终将把中国视为最现实并且最大的挑战者，西方国家可能从四面八方围堵中国，以及由此诸种负面因素被导入中国内外环境而招致不利的后果等。迄今为止，事态发展说明，笔者的预测不幸而言中。
然而，倘若有人认为美、中关系必然会陷入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漩涡而不能自拔，断定中、美关系最终必定崩盘，则大谬而不然矣。他们的观念不啻历史宿命论。对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的系统的记载，称为历史。人类社会是不断往前发展的。历史可能会重演，却不会简单地重演。况且，在信息社会，节奏超快，瞬息万变，对中、美关系构成影响的动态的内外因素千变万化，认为中、美关系最终必定崩盘的结论，显然是绝对化了。“绝则错”，古今皆然，岂有他哉。
中、美两国是否能摆脱历史魔咒的桎梏？前面所谈的，仅就摆脱魔咒之举的紧迫性和可能性而言，并不涉及可行性。而由探索可行性进而发展成必然性，在学术上以及在政策操作上，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主观努力和客观结果互为因果，此乃至理名言。今日笔者坚持认为，假如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主观努力，及时而且到位，则作为客观结果，可能影响甚至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这是可以预期的。尤其是在热核时代，世界各大国均置身于“地球村”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基此，只要中、美两国领导人具有大智慧，就有可能摆脱有关“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魔咒的桎梏。
峰会开启新的历史起点
诚然，上述估计的前提乃是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作出及时而到位的主观努力。如果这一前提付诸阙如，则中、美两国最终滑向激烈而漫长的冲突的前景不能排除。至于冲突的后果对于这两个国家，尤其是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无须赘言了。
近年中、美关系风波迭起，跌宕起落，其源出于关于“老大、老二”之争的历史魔咒的惯性作用。在多数情况下，美国决策层依然表现出灵活性，不为已甚，中国决策层则摆出妥协的姿态，腾挪移位有术。况且，国际安全面临着复杂的多样性挑战，例如朝核问题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的挑战，这使得美、中两国既无法独自应对，也不能独善其身。美、中关系大体上还留在合作的轨道上，只是一路踉跄前行而已。
迄今事态发展的趋势显示，美国作为稳坐老大宝座绝不轻易让位的老牌帝国，而中国作为国力快速上升直逼老大地位的新兴大国，无论彼此竞争如何激烈，合作总还是两国关系的基调。这就为今后中、美关系的正确定位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展开了对美国的工作访问。6月7日下午和8日上午，习近平同奥巴马在加州度假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另有一场晚宴，两人还一起散步。本来按照计划，两人相处6小时，结果两人共处时间超过了8小时。由此可见，在习、奥两人之间已经建立了比较友好的个人关系。
当代国际关系显示，两个大国最高领袖之间是否建立诸如彼此理解、信任之类的私人关系，对于双方在危机处理的阶段能否作出理性的对策，至关重要。习、奥两人在峰会期间是否能碰撞出思想、友情的火花，是否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颇大的影响。对北京而言，面对的是未来三年多美国的最高领袖；对华府说来，尤其是如此，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未来十年内在中国操舵的最高领袖。
在峰会上，两国元首同意，中、美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概括为：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这是双方从未来世界风云和中、美关系走向着眼从而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又强调改善和发展两国军方关系的重要性，中方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在会晤中，习近平还向奥巴马表明了中国在钓鱼岛、南海、台湾、网络安全和朝核诸项问题上的立场。
与以往不同，这次峰会显示，美国已经开始逐渐接受中国是一个地位趋向于“对等”的新型大国。估计今后在涉及中国的重大问题上，美国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将与中国进行磋商。假若笔者预估不错，这无疑是习近平出手不凡的首轮外交的亮点。
在短期内，习、奥峰会想来不致于产生显著的效果。然而，习、奥峰会的长期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在今后中、美处理重大国际危机的关键时刻。在此类关键时刻，美、中两国最高领袖私人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理解度和信任度，是否信赖对方在危机处理时不会作出非理性的对策，从而避免“误读、误解和误判”，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美军剑锋指向亚太
“知易行难”，这是读者耳熟能详的规律。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自然还会经历一波三折的阶段。尽管两国行政部门都有努力推动合作的良好愿望，也难免重重障碍再现。例如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仍然是合作的主要障碍。再说，两国国内都存在近乎刚性的“政治正确”的框框，一旦触动底线，双边关系可能立即由合作转入对抗。过去三十年以来，这一动态变化屡试不爽。
何况，中、美两国关系在互动过程中，不但会被国内政治掣肘，而且还会囿于本国大战略的框架以及受制于本国同盟国的既定的多年关系。有鉴于此，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迟早还会面临反复的甚至是严重的挑战。
值得关注的动态变化之一，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6月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中发表主题讲话时强调，美国将继续落实去年宣布的亚太战略，美国空军将在亚洲保持60%的海外军机和飞行员的比例，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将在亚洲发挥先前的作用，并将优先把包括定向能激光武器在内的最先进的武器系统部署到亚洲。
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去年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宣布，至2020年美国将在亚太地区部署60%的海军力量，增派八艘军舰。哈格尔是在帕内塔宣布的往亚太地区增兵的基础上作此宣示的。
哈格尔还表示，美国军力聚焦于亚太地区并不局限于对照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对减少而已，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开支的绝对数，在必要时也会增加。至此，局面已经相当明朗化了，亦即美国海、陆、空三大军种的作战部署将持续向亚太地区倾斜。
同时，哈格尔指出：“美国同中国建立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是在亚洲执行‘再平衡’政策的重要一环。”“美国和中国确有分歧，重要的是以持续、互相尊重的对话为基础，解决这些分歧。”他强调，解决亚太地区安全问题将有赖于美、中两国更密切的合作。
当年老罗斯福总统在一次演说中曾经援引了一句非洲谚语：“手持大棒口如蜜，走遍天涯不着急。”由此可见，当前美国为防范亚太地区出现战乱而采取的措施是坚强有力的，同对方接触时的语言是温和、理性的。
值此中国崛起的关键节点，以美、欧、日西方国家为主导，外部世界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挤压行动。据估计，今后源自境外的挤压行动还会持续加剧。对中国而言，不容乐观。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许多西方官员、学者依据一次、二次大战之前以及冷战期间大国相处关系的历史经验，经过系统的研究以后认为，世界资源有限，崛起国通过一场体系争战，才能取代霸权国而主导世界秩序，得出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冲突迟早不可避免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正在作两手准备，说到底，无非是遏制、接触并举，合作、防范（乃至对抗）共存。
近年“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在西方甚嚣尘上，溯自欧美民众在心理上无法理喻的感受以及多数战略家在对历史的理解上缺乏与时俱进的才具。明代名臣王阳明曾经指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务之急，中国官员、学者应当向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剖析明白，中国的崛起既不会挑战当代国际格局也不会危及美国对国际格局的主导地位。诚如下文提到的各个层面的阐释，只要分析到位，破其“心中贼”，未必不能做到。
惜乎中国官员、学者囿于既定的套路，仅从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角度去解释，显然是一厢情愿。如此说辞及做法，无异缘木求鱼。当前“中国威胁论”的阴霾越来越浓重。狭义的美、中双边关系以及广义的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多边关系，日后均会经历剧烈的互动、变动。
在此情况下，中国官员、学者无视日益逼近的威胁，迄今未对美、中关系互动的内外要素认真作一番研究，而一味诉诸于对西方战略家解释中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的，希冀未来能化干戈为玉帛。彼辈仅打算以低廉的代价，获取最佳的效果。这一做法极其不利于北京领导人拟定适宜的宏观战略。长此以往，欲求化干戈为玉帛，可谓一厢情愿，岂可得手乎？这种作风至少也说明彼辈始终缺乏从事战略研究时至关重要的危机意识。
新型大国关系研究付诸阙如
以美、欧、日西方国家为主导，外部世界正在加强针对中国的挤压行动，而针对中国的军事压力首先在西太平洋集结出现，构成来自外部世界的主要的军事压力。这说明中央军委不久前确定的东南沿海及西太平洋是中国主要的战略方向的依据不是空穴来风。
中国领导人迭次强调，中、美两国需要增进战略互信，推进务实合作，共同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至于中国学者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及现实性的系统研究，迄今付诸阙如。如果中国领导人仅凭“相互尊重、互利共赢”这八字真经，或者包括三层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二是相互尊重；三是合作共赢）的十四字真经，尝试以抽象的语言取信于注重务实的西方国家的领袖，则显然是低估了西方战略家的政治智慧了。
上世纪的史实证明：小则在一个地理区域，大则在全球范围，举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主要都是环绕着“老大”、“老二”之间结构性的矛盾，不惜代价地反复展开，最后以一方被彻底击垮而告终。
于是，西方战略家比较倾向于相信霸权国与崛起国（亦即“老大”与“老二”）必然冲突的论断。目前这一论断在学界、政界已经形成了气候，似乎颇难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毕竟星移斗转，时代不同了。至今“老大”、“老二”之间关系包含的各种主客观因素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格也与过去崛起国（如德国、日本、苏联）民族的历史性格有着巨大的区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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