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 | 《隐动力》之:为钱内讧的义勇军

《隐动力》之:为钱内讧的义勇军

 

 

 

学荣


 


 


 


           
在前些连载中,我写了冯玉祥、吴佩孚等一些军阀收钱叛变、扭转中国历史轨迹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所要讲的故事,也许有的读者会不大愿意接受:“九一八事变”之后,在东北抗日的“义勇军”,有相当一部分是北方的马贼、土匪出身。而且,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为了钱,经常闹出些个问题。


 


          
(笔者注:东北土匪叫“马贼”,因为他们基本都骑马,当时东北地广人稀,必须骑马,才能跑得快,干活儿效率高,否则没法干土匪这一行)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
国民党人李璜到了北方动马贼土匪,组织“”、开展抗日


 


           
要想说服土匪、马贼掉转枪口打日本子,总要有个奖励机制。要知道,当年的土匪、马贼,几乎全部是文盲,不但没有文化,而且许多人具有“反社会”的扭曲人格,如果硬以“爱国”、“救国”这些老一套的说辞去和土匪、马贼们对话,恐怕人家未必听得进去。


 


          

李璜很“在行”,他当时使用的手法是:直接激励。于是,他放出了“发钱”的风声,叫各方土匪、马贼前来领钱,当然,领钱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拿了钱之后,必须给我打日本子。


 


         
依据李璜的记录,“李璜有钱发”的消息在土匪圈子里传出来之后,当年北方的马贼,络绎不绝、纷纷过来排队拿钱。


 


         

有一次,一批马贼在李璜处等了三天拿不到马贼们火,:“人几万都拿了,我却等了三天,你明明是不相信我!今天不把拿出来,(你)就休想走出个大!”


 


         
马贼们为了钱,耍起横来了,因此
和李璜翻。


 


       
  我们来读读
李璜《九一八事里面关于这段历史的一些相关笔记:


 

…….日本军阀就忽略了东北的民性强悍以及自来有所谓「红鬍子」的这一社会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初基,就由这个所谓「红鬍子」掀动起来…….


 

…….「九一八」后,首先以红鬍子巨头而组织义勇军较多的為吉林的王德林…….


 

……..…….先行派人出关联络零星的官兵队伍、马贼、可靠群众,我给了他十万元的中国银行本票,同时我还得為之準备武器弹药,为之运往长城口子……..


 

…….因之我们基本队伍既少…….则只有收买马贼,加强其袭击火车办法。王慎庐请令於我,我虽感到其事不大可靠,但因同志们杀敌心切,我也只好批准试办……..自决定收买马贼,则同志约来之赳赳武夫不少。王慎庐司令為之定下赏格:每打翻敌人火车一次,奖大洋五千;杀死敌人军官一个,奖大洋五百;每一队马赋,以两三青年同志随之进军。这一办法,初行之颇為有效……..


 

………但不料此一收买马贼办法,结果发生内讧情势……马贼纷纷前来请命,无钱便不肯走,其势汹汹.但我所存已只有二万大洋,实不足以应付这一大堆半真半假的江湖豪侠人马…….


 

……..他约来的马贼头子务必耍见我一面。慎庐、师曾都挡住我不耍去见,恐被扣留索钱,难於应付。我想了一下,深感王捷侠约来的马贼固目的在钱,绝不可靠,而慎庐令学生所约马贼,虽已表现劫车杀敌成绩,仍是终不可靠。因為我的钱是有限的,而马贼每一次动作,不管成功与否,都是用钱收买的,像这样长期抗战,只靠大洋收买,又何能久支…….


 

…….次日(我记得是二十一年七月廿七日)十时,我与慎庐、师曾三人赴捷侠处。但入小屋中,捷侠不在,只有七个大汉都带有连枪(即一发七子的长把手枪),其中一人声洪气粗的向我表示,他们奉命而来,等了三天,拿不到钱;他们杀敌心切,今天非要钱走路不可!我笑道:『钱是有的,非先将工作说清楚,办法讲明白,不能便说拿钱。』又有一人道:『别人几万大洋拿走了,并没有工作,為什麼我们就耍说清楚,明明是不相信我们!』更有一人大声道:『今天不拿出钱来,便休想走出这个屋子!』我於是大怒,用拳头在棹上一捶,棹上小茶杯立刻震翻!我道:『钱是有的,耍用威吓,便一文不给,还是耍将工作报告打来,向我司令部来商量。』……


 


              
李璜的这篇
《九一八事,参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9卷第3期。


 


             
李璜的笔记,记录了以下几个事实:


 


1、东北义勇军,这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抗日力量,是以北方的马贼、土匪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


 


2、国民党组织东北义勇军抗日,采用的是“金钱利诱”的办法,在重金奖赏之下,马贼土匪出身的义勇军,偷袭日本火车、狙击日本子,的确在抗日方面,有所作为。


 


3、得知国民党“有钱发”,北方的土匪、马贼蜂拥而至、张口就要钱,这些土匪、马贼络绎不绝,甚至闹出了内讧,使主持义勇军工作的国民党人头疼不已。


 


        
 当然,我们看历史切忌极端,义勇军是不是个个都为钱?倒也未必。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义勇军战士,是马贼、土匪出身,这样的人,用金钱去激励他们,恐怕在当时是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手法,这本身并不难以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义勇军的兵源构成。且来读读军事学者孔刚、孔令波在《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里面的考证文字:


 

……..(义勇军)原收的大刀会、红枪会、绿林抗日武装,在日伐后,大部 散 脱
离 原


,潜 伏
各 地 。 1933 年 春
夏 以 后 ,又 逐
恢 复
,成
小 股
的 反 日 山 林

部 分
武 装 ,数 量 大 ,分 布 广 ,人 数 多 ,



些 武
大 多
数 是
国 抗
日 的 ,也 有 少 数 个
的 既
抗 日 也
……..


         
总的来说,这篇论文认为:


1、一些义勇军的出身,是土匪;


2、一些义勇军既抗日、也扰民。


        
我们再来读一下民国时期的月刊
《新中所刊载的一篇笔名为“立川”、实名为张新生的义勇军战士的回忆录,其中有以下的文字:

“……….到了(土匪)老梯子那里以后,(我)除了学习马术之外,每天帮他造册子写布告帖标语,想把
宗旨弄清,唤醒民众明了。大家看了很奇怪,认为这是一件新鲜事!有的人说:

怎么当胡子(土匪)还帖布告,把真实姓名告诉人呢?这简直是造反!
但老梯子是很同意这
种办法的,乡间的人门看布告,听说是要打日本,一个个都跺脚揸掌说:
干!………

“……另外锦州政府答应接济,但成立了一两个月,除了慰劳三
千元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当时屡派代表赴锦州都是
口惠而实不至。救国军标榜
的是不抢不夺,可是政府既不接济,又无一定的饷元,三千人的队伍,每天人吃马喂
没着落,而且已到了冬令天气,队伍还穿着单衣。战时子弹如何补充,如无补充,打
完了将如何也是重要的问题。因此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一些小帮土匪重操旧业………”

…….在这种环境下的救国军,向民间抢劫,被敌人拉拢实在是有背景的。敌人也充分
利用救国军的特定背景,采取了拉拢的办法。当时敌人先派来一个人叫陈鼎(从小受
日本的教育),说新民县有个金司令已得日本的许可收编军队,一切饷向军火,统由
日本方面供给,此项军队编成之后,既不打日本,也不打中国,专用为维持地方。此
种说法一听就知是拉拢。在同一环境下的高鹏振也不列外,为了生存,收下了陈鼎送
来的一万子弹,两车棉衣,为骗取东西与日伪军周旋。但是这种周旋是有限度的,这 就是:不能帮助日本人打中国…….”

       
张新生作为当年义勇军的一员战士,他写下了以下的事实:

1、一些义勇军的确由土匪、马贼组成;

2、一些义勇军经常找国民党军政当局要钱;

3、要不到钱,一些义勇军就重新当匪、抢劫老百姓;

4、除了抢劫老百姓之外,一些义勇军还接受日军资助、投靠日军。

         
更令人掉眼镜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爱国抗日将领杨靖宇,他手下的兵,也有许多是土匪出身。史料《近代中国土匪实录》第107页,就收录了以下的文字:

“……..
1936年2月7日,杨靖宇率队驻扎在闹枝沟二道破口时,将万顺、万军、压五营、仁义军、文明军、老来好、五傻子、平日军等绿林武装改编为一千余人的抗日山林队,引导这些匪伙走上联合抗日的道路,也有的摇身一变,成了汉奸…


         
杨靖宇所收编的这批叫做
万顺、万军、压五营、仁义军、文明军、老来好、五傻子、平日军等各种名称的所谓“绿林武装”,实际上就是当年东北的马贼、土匪。这些人有时候跟随杨靖宇抗日,有时候又当汉奸,匪气难除,朝三暮四,立场不坚定。

        
  那么,在东北义勇军当中,土匪出身的战士所占比例,到底有多大呢?1932年8月15日《申报月刊》刊登了一篇名为《东北义军抗日状况》的文章,收录在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391-397页。这份调查报告,内含如下的文字:

“……东北抗日武装民众人数……此类武装民众的集团(有组织的),据兄弟在辽宁所调查的,其成分如下:1、曾为土匪者,约30%2、农民约50%3、曾充军人及警察者约15%4、知识分子约5%”。


         
如果依据这份调查报道,则每10个义勇军当中,就有3个是土匪出身。尽管如此,这份调查报告恐怕仍然有说话客气之嫌。关键在于那50%的“农民”。农民和土匪其实长得一样,如果不调查仔细,似乎很难分得清谁是农民、谁是土匪。而当年义勇军的组织者之一
黄恒浩的说法,则是相当的不客气,依据他的说法,义勇军“大多”为土匪、马贼出身。以下我们来看看黄恒浩的笔记。


          

台湾国史馆出版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各重要战役史料汇编:东北义勇军》第617页,收录了当年义勇军的组织者之一黄恒浩(此公为知名抗战人士黄显声的叔叔)的文章《东北义勇军》,在此文中,黄恒浩发了以下的牢骚:

“………义勇军有这样庞大势力,因为什么甚少表现,就烟消云散了,这失败的原因,都是自己造成的,最初是救国会号召义勇军,能率队至长城附近的,都与补给,那时以为有十万军,而不须支饷,可以壮大声势,这一办法实行后,则义勇军多聚集到热河来,而无游击者,乃由于当局不甚了解游击队的道理,对于义勇军…….”

       
  黄恒浩在上述文字中所发的牢骚,总的来说是这个意思:当年的救国会,用金钱激励义勇军到长城参加抗战,但是又没有坚持长期发工资,黄恒浩认为:这是义勇军表现不够好的原因之一。

    
     接着,在同一册史料的第667页,黄恒浩又写下了以下的记录:

“……接济义勇军、扩充义勇军,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

         
这一段很清晰,不需要我解释了。

         
然后,在第720-721页,黄恒浩继续写道:

“……..(后援会)就救国会以前已经接洽的义勇军予以支援与指挥,由于有钱,自然是长袖善舞了,可是因为钱的关系,乃和义勇的义,就有些距离了……后援会能指挥义勇军,全仗的是钱,他的经济来源,是依靠捐助…….无源之水终不免有枯竭的时候,慢慢地乃不免有捉襟见肘之叹,所以在长城战后,因领导错误,义勇(军)消沉了……”


          

黄恒浩的这一段,意思也很清楚:钱足够的时候,义勇军表现相对卖力一些。钱不够的时候,义勇军就“消沉”了。

      

   最后,
在第791页,黄恒浩继续写道:

“……..东北协会在组织之初,款有来源,对于义勇军眷属,在年节时还发给补助费,虽为数甚微,亦可以安定其心,但在前方却无一定的活动费,因而关于给养不免取给于民,以致民众有些反感,这亦是不得已的事………”

          
黄恒浩在这一段中,更是透露了一个痛心的事实:部分义勇军在没钱的时候,则直接抢劫老百姓,因此激起了民怨。

          
以上这些,都是黄恒浩作为义勇军组织者和资助者的笔记。白纸黑字,记录得很清楚。

          
当然,笔者并非存心诋毁义勇军,可是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五光十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人是一种具有可塑性的动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其表现可以有天壤之别。

        
读者读到这里,对于以下的结论,各位应该心里都有谱了:

1、义勇军部分由土匪组成;

2、部分义勇军战士是冲着钱来的;

3、当然并非所有义勇军战士都冲着钱来;

4、就算是冲着钱来的那部分,也不排除夹杂有爱国的成分。

         
总之,金钱报酬,是当年义勇军抗日的动力之一。它也许不是唯一的动力,但一定是动力之一。这一点,
恐怕既不能否认,也毋须讳言。


         
 上刀山下火海的活儿,就得找屠狗之辈来干,而既然要利用屠狗之辈,就要用“屠狗辈”能听得懂的语言和他们对话。“爱国”一类的动员词,并非无用,但显然是不够的,金钱报酬的利诱必不可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道理,恐怕直到现在,仍然行得通。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许多种复杂的动力,其中一股动力叫做“钱”。这股动力,许多史家不太愿意明着写。所以,我称它为“隐动力”。


          
下个礼拜,我接着讲。


 

冯学荣
20131025日 写于 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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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25日 上午 7:03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