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吴励生 林骁：直面人类生存与思想落地的实体建构（上）

　　 如所周知，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有思想努力的完全自觉。由于高度的开放性——无论是国家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是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开放——中国和中国思想几乎是首次开放地理性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的前沿学术则是第一次真正开放地直面人类生存[1]。当然，这种自觉并非始于当下，而是现代性问题降临迄今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基本自觉，所不同者：除了程度问题，就是历史情势和现实状况均发生了重大改变。也许，最大不同者，当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从最初的“被动回应”到眼下的“主动反应”。

　　 也如所周知，晚清、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从“被动反应”到“发愤图强”所开放出来的众多问题，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思想门槛，尤其是诸如科学与民主、进步与自由、共和与革命以及宪政与法治等等理念，一百多年来更是演绎出了太多的历史故事。也许便是太多故事的发生，导致了大量理论话语的漂浮和基本意义的丧失。也许，最应让当下中国和中国人困惑的是，世上有着那么多的“好东西”（比如俞可平先生就有“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著名著述）我们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另外我们似乎又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无论何种层面（比如经济、社会、法律、道德、政治乃至科学与民主等理念）均无法“落实”。这种无法“落实”的尴尬一如余英时所曾深刻指出：“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思维最后总是要落实到某种社会、政治、文化的体系上面——这是思想的‘平地’。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2]与其说是“恶性循环”，不如说是由于“被动反应”在理论预设上的捉襟见肘，在知识创造上的苍白乏力——事实上，这一个多世纪的思想状况和知识状况，基本如此，当下的情形更是如此：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乃至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3]等等，不一而足。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思想开始有了全新的表现。 这就是面对世界结构的中国意识，直面人类生存的全球意识，以及面临世界秩序重构的新的历史情势的风险意识等等，所有的“反应”均是主动的了。尤为重要的是，哲学是思想的典范状态，其不仅是理论预设的前提，也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面对中国和中国思想的悖论：不管是“被动反应”还是“主动反应”，也不管是思想渊源出自何方，思想的“平地”搭建却时时受到此时此地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思想又不能无所作为，任由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打扮和演绎，不仅精神不能得以发展、自由无法得到保障、正义得不到申张，社会秩序的和谐最后只能付诸阙如。这一点显然至关重要，不可不察。其次，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重建形而上学原理的必要性，因为其不仅与世界的变迁如何发生有着极大关系，而且与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必然关联（就像波普尔所一再指出的那样[4]），尽管逻辑原理从根本上说对世界的变迁所发生的影响其实不大（但知识的发展却遵循着自身的独立运作逻辑）。

　　 这就是说，既然世界在不断变迁之中，关于这个世界的变迁思想便是我们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语境，尽管大师们所曾提供的仅仅是他们当年面临彼时彼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康德到罗尔斯理路、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理路、从休谟到哈耶克理路乃至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路等等，均对世界秩序本身以及世界变迁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理论以及道统、道学与道体等理路，对中国社会秩序本身以及社会变迁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尤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当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而今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更是以“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为号召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坚信建党100周年时实现）[5]，而充满着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康社会”似乎跟“大同社会”的理论预设无关，而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勾连在一起。笔者当然无意强调政治人物建构政治蓝图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像伏尔泰那样刻意突出路易十四时代或像康德那样对普鲁士腓特烈大王充满期许，而是强调我们所重建的形而上学跟时代的关系。同时强调我们全新的理论预设必得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唯有如此，我们的形而上学重建以及理论预设，就能像当年欧洲问题和当下美国问题所构成的“理论发动机”那样，我们的知识创造与发展才可以被预期。

　　 本论题的核心部分，在于对这个世界的变迁发生重大作用的形而上学思想的“主动反应”以及中国重建方面，而对晚清以降的现代性“被动回应”方面则保留必要的同情与关注；在力求进入中国问题场域以及特殊语境的同时，尤其注重中国问题和历史“时间”（包括历史编纂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内在紧张与缓解）该当如何开始和真正开始（以及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也即如何以中国为根据并以此为出发点的形而上学重建之中，知识的创造与发展还应被有效检测和检验等等。从而试图确立中国主体意义上的既非完全乌托邦化也非完全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建构理路。

　　 一  “天下体系”与“公天下”重述中的多重中国问题进路

　　 无须讳言，21世纪之后中国“主动反应”思想的建构与20世纪前后的“被动反应”思想的转向有个共同的现代渊源，这就是以西方思想为参照系。后者众所周知无庸赘述，前者不能不特别提及的则是美国思想。尤其是亨廷顿、福山师徒的思想，对中国前沿学人的“主动反应”有着直接催化作用，尽管其间也有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弗里德曼、布坎南，当然更有针对凯恩斯等）、政治自由主义（如罗尔斯等）和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如施特劳斯派及其弟子们）、美国“中国学”（如费正清及其弟子们）和“年鉴学派的批判者和继承者”的历史学（如沃勒斯坦等）的基本是美国问题和美国视角的直接反应，以及对世界秩序和变迁有着重要影响的重量级学者哈贝马斯、吉登斯和贝克等的欧洲视角和问题的间接反应（而且无论“直接”抑或“间接”反应均可在当下中国找到相对应的学者）。所谓直接或者间接反应的缘由，毋宁说而今的世界秩序早已不是老欧洲或者老牌帝国们所创造或者塑造的了，而是由美国这个新帝国的全球战略以及所谓“世界领导能力”所塑造的（尽管这个新帝国理念是老帝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情势下的逻辑发展，在思想渊源上一样出自老欧洲）。

　　 试举邓正来在“欧盟与亚洲：地区间主义和亚欧合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做的发言中的一段话为例：“全球化正在引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主要是针对和超越现代性的世界，但它绝不是后现代的世界，因为后现代的世界至多是现代的一个娱乐化的翻版，一个反讽的部分而已。不过，这个新时代迄今为止还没有定型，它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因为它还只是一个没有自己世界观的世界。正因为此，这就要求我们对这个新世界的世界观进行探究……这个针对并超越现代性的世界，至少有两种正在起作用的政治理念值得我们高度关注，一个是欧盟的欧洲理念，一个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世界政治理念，也就是中国学者所说的天下理念、大同理念、新战国时代理念、主体性理念等等。这些绝不是美国这个新帝国所提供的世界政治理念，因为美国所提供的理念，仍然属于民族国家框架下带有封闭性的理念。欧盟的欧洲理念正在逐渐形成，它至少在部分上超越了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大区域的共同体，它承继了古希腊德性公共性的精神传统，秉承了康德关于政治联盟的世界和平理论。众所周知，在欧盟共同体下已经逐渐形成社会市场和生活质量等新的理念。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理念，则完全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以外进行思考的世界政治理念。”[6]这段话的思想信息颇丰富，理论渊源却又一目了然。需要特别指出的，便是深受亨廷顿、福山师徒的美国问题的刺激和影响，尤其是“非世界（non-world）”概念等直接来自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而赵汀阳的大著几乎开篇便直指他们师徒的理论和思想，矛头直指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的政治架构，直至颠覆了其在背后起着支撑和建构意义的康德关于政治联盟的世界和平理论。

　　 实际上，有关新战国理念，自晚清以降中国学者的观点便不绝如缕，以至现在的学者如许章润、葛兆光以及罗志田等便一直在重述梁启超的“世界之中国”观点[7]。而至于天下理念、大同理念，暂且不论康有为深受西方思想刺激而产生变异性反应的《大同书》，纯粹中国意义上的观念史更为源远流长（如所周知有两千多年）。也许我们有必要记取朱熹答陈亮时所强调的“理在气先”却又同时发出的慨叹：“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第六书》）尽管朱熹之后又是八百多年，生存秩序仍无根本的改变， 最典型者便是明末清初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和王夫之的《宋论》等对传统政治秩序所做的深刻全面的反思。或者也如朱熹所言：“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同上）也即“道”并不依附于人存在反而万物是依附于道而存在，因此对于道学的努力总是不错的，具体例子或者如中国两千多年后的台湾实现了民主化，尽管其可能是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政治转变还需要历史条件的支撑，也尽管台湾还远不是个国家，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并不天然地跟现代政治文明相反对，甚至民主化的过程更加强调了本土（中国）文化认同（这一点亨廷顿说得非常正确）。这样，我们在重构现代性民族-国家或者在“民族国家框架以外进行思考的世界政治理念”，就没有理由过分强调本土（中国）文化特色，而拒绝现代政治文明的合法性，同时也不能因为全球化研究范式的转变，从而忽略了民族国家重构的合理性。

面对全新的世界结构和历史情势，我们不管是重建自身的形而上学还是全新的理论预设，其实我们不仅没有理由对美国那样的世界秩序野心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理由对我们自身生存的秩序漫不经心。特别重要的还有，必须都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检验。因此，基于所谓新战国理念，无论是重述“天下体系”的形而上学还是重构“公天下”的理论预设（而且“公天下”还是“天下体系”理念中最为重要的观念），均需观察在历史的演进之中究竟是遵循何种知识脉路而取得进展的，比如说，在我们具有如此深厚的政治传统中其实人文-政治远比社会-政治理路发达，分别强调二者的知识脉路可能都会误入歧途：过于强调前者就特别容易否定晚清以降的现代性成就，过于强调后者却又常常要遇到本土语境的限制乃至无功而返。实际上，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一开始就以醒目地否定中国现代性成就为高姿态的，尽管他同时也高调宣称知识创造的首要性（“以政治的知识论理解代替科学的知识论理解”），并以“也许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改变世界观”为旨归。坦率地说，赵汀阳的世界政治哲学的努力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对斯密式推论的质疑（由个体的自私的互相不信任，由互相受害向互相得益的帕托累改进总是不可能），对哈贝马斯“理性商谈”的质疑（“理解不能保证接受”和一些涉及当下利益而“时不可待”问题）），对罗尔斯在康德没有考虑的两个问题上提出了非常阴险和危险的两个观点的质疑（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社会和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等等，都是十分深刻的。同时提出的“哲学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然后又是利益和对话的路上走到了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