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李继宏: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10月9日,译者李继宏在其豆瓣小站上发表了题为《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的文章。李继宏在文中称: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毋庸置疑的失败之作,它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陈寅恪的贡献和局限;但就塑造一个令人敬仰的人物形象而言,这部作品则是当之无愧的成功之作,陆键东胜利地将一个人生幸福、学问寻常的历史学者美化成一个百年难遇、令人叹惜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偶像。这部成功的失败之作在20世纪90年代将陈寅恪送上了神坛。

   2013年上海书展,李继宏在《瓦尔登湖》新书发布会上讲话,题为《经典何以需要新译?》。李继宏认为,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以前那些外国名著的译者,是绝对不可能把名著翻译好的,因为各种错误的叠加,导致他们不可能读通读懂那些作品。说起来,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那批人,傅雷也好,钱钟书也好,陈寅恪也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些人的外文水平都很有限。但在以前已经算外语水平很高了。

   以下为李继宏文章及讲话:

   陈寅恪走上神坛之路

   说到近些年来在中国读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传记,恐怕要算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该书1995年出版以后,迅速在大学校园里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读物,甚至直到1999年,许多大学生——尤其是文科生——依然热衷于追读这个多少有点煽情的故事。我最早看到这本书,正是在那一年。

   那年秋天,我刚踏入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生活的康乐园,成为中大的学生。当时互联网远远没有如今发达,人们通过Telnet或者IRC在网上交流,网速是奇慢无比的56k,所以读书仍然是大学生的主要活动,日常交流时也经常会相互推荐一些书籍,而陆键东这部传记,被提及的次数几乎是最多的。后来有天晚上,我照例去东门书店逛逛,无意间在书架上发现这本书,黑色的封面已经有点破旧,

   但还是毫不犹豫地买下。陆键东这部传记在传达情绪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至少当年的我是深受感动的,乃至从学校图书馆借了许多和陈寅恪有关的书,包括《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柳如是别传》、《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元白诗笺证稿》等,以及蒋天枢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陈寅恪在康乐园的故居离图书馆不远。图书馆南边是大钟楼,大钟楼再往南,隔着岭南路和一片大草坪,便是陈寅恪住过的小红楼。青年时期的我很幼稚,曾有许多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坐在那座小红楼旁边,伴随着腊肠树在风中摇曳的沙沙声,翻阅着这些和自己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图书。只不过陈寅恪的写作技巧实在是略欠高明,其著作可读性很差,我基本上没有读完,除了《元白诗笺证稿》——这仅仅是由于我特别热爱元稹的诗。

   因这本书而对陈寅恪及其著作产生兴趣的,当然绝对不止我一人。实际上,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95年之前,陈寅恪无非是个在公共领域默默无闻、在专业领域拥有中等影响力的普通历史学者,他在今天的文化偶像地位,几乎可以说是由陆键东一手打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到中国学术期刊网去检索,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全文含有“陈寅恪”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1980年以降,这个数字逐渐多了起来,主要是因为那年上海古籍出版了我前面提到的几种陈著。但直到1994年,这个数字仍然只有212篇,不及其他历史学家如向达(223篇)、吴晗(245篇)、陈垣(269篇),比起范文澜(434篇)和郭沫若(508篇)更是连一半都不到。陆键东这部传记面世以后,这个数字逐年急剧上升,到去年已经高达3869篇,非但令向达和陈垣等人望尘莫及,就连范文澜和郭沫若也要甘拜下风。单从这个指标而言,在民国知识分子的范畴内,目前陈寅恪已经和林语堂、徐志摩等人并驾齐驱,位居他们之上只有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

   吊诡的是,这些年陈寅恪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众多读书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楷模,但陆键东这部成名作却只能在旧书市场上找到:2000年11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龙云莎诉陆键东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案作出判决,裁定被告侵犯原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龙潜的名誉权,责成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且“在陆键东未对《陈寅恪》一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内容进行删改之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及陆键东不得重印、发行该书”。事后陆键东多次在媒体上表达了宁可绝版也不删改的意思,但后来显然是回心转意了,所以便有了刚在今年6月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

   我第一时间购买了这部作品,原本是想重温年轻时在康乐园求学的旧梦——离开那绿树成荫、青草如茵的地方已经很久,然而在这十年的颠沛流离之间,我几乎无日不怀念埋葬在该处的四年光阴。但也许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人的确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十四年后重读这部传记,竟然别有一番滋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莫过于陆键东很成功地将个体的命运放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中去考察,这和常见那种行状般枯燥乏味的传记有很大的不同,能够让读者对传主的人生经历拥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和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二个优点是,作者明显下过很大的苦工,占有了足够丰富和翔实的资料,这也是他能够做到第一点的前提。陆键东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该系素来有重视古汉语教育的传统,陆键东受到的熏陶,使其能够对陈寅恪的诗词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让读者得以据之窥见这位学者的心境。这些优点已经由这本书引起的巨大反响做出了证明,此处不再予以赘述。下面要谈的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不足之处,以及其如何将传主推到神坛之上。

   为学者树碑立传,最重要的是厘清传主的学说,以及其在专业领域的学术贡献,但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里,这方面的内容是付诸阙如的,这就好比给修昔底德立传而不细谈《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给查尔斯?达尔文立传而对进化论语焉不详。尽管陆键东在开篇即称陈寅恪为“学术大师”(第8页),“一生学贯中西,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这种学识与眼界,表明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站在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境界,实惟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第23页),并且每隔十几二十页就催眠般地重复这个论调,但通篇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来支持他的主张。

   不妨以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为例,这很可能只是以讹传讹之说。依据陈寅恪1956年亲笔在中山大学填写的“个人简历”,1914年以前,他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和法国留学各一年,从1918年到1921年,各在美国和德国留学三年,嗣后即归国担任教职,按照常理并无“精通十余国文字”之可能。当然我们不能排除陈寅恪是语言天才的或然性,但非常之主张需要非常之证据,如果陆键东能够证明陈寅恪出版过和十余种语言相关的著译,或者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那么这个说法才有最基本的可信度。但陆键东并没有这么做,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这样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陈寅恪公开发表的外文著述只有两篇短文,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和The Shun-Tsung Shih-Lu and The Hsu Hsuan-Kuai Lu(《顺宗实录》和《续玄怪录》),分别刊载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即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称的“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和第3卷第1期,前者五页,后者七页。这两篇总共十二页、笔法极其幼稚的介绍性文章,显然不足以证明陈寅恪“精通十余国文字”,只能证明其英文写作能力约等于如今水平较高的普通大学生。另外,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文末注明由J. R. Ware博士翻译,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英文水平很低,很可能连基本的阅读校勘能力都没有,否则他不会允许这样一篇东西署上他的名字刊登出来,更不会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得意洋洋地说:“寅恪曾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顺便说一下,关于陈寅恪的“恪”字,有人读“却”有人读“克”,从这两篇英文的署名“Tschen Yinkoh”来看,陈寅恪自己的读音是后者,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陈寅恪的历史著述也是颇值得商榷的,其推演逻辑之粗暴武断,有时候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说在《元白诗笺证稿》开篇,陈寅恪认为唐代古文运动和小说的兴起,是因为“骈文固已腐化,即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并举了两篇墓志铭作为佐证。当时我虽然年幼无知,但正好在练曹全碑,所以知道此说极谬。墓志铭的格式,自东汉即已固定,怎么能够以之说明唐代的“散文亦极端公式化”呢?况且早在南北朝时期,小说已经初具规模,《齐谐记》、《续齐谐记》、《神异记》等固然散轶已久,但干宝的《搜神记》和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却不是如何罕见的古籍,陈寅恪竟然得出“唐代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的结论,要是曾编撰《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先生看到,恐怕只有哑然失笑而已。至于散文“实不胜叙写表达人情物态世法人事之职任”云云,更像是业余爱好者的信口开河;自唐以降无数古籍,在描写景物世态事理方面,罕有能与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比肩的。至于其他种种欠妥荒唐之处,历史学界已经有不少专文指出,感兴趣的读者稍加检索即可查到,这里便不予展开了。

   现在国内历史学界有些人认为,陈寅恪的一大学术贡献,是以《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开创了文史互证的生面。但这种以文学作品来考察从前社会生活的研究方法,其实滥觞于19世纪末的欧洲,到20世纪初期已成主流之势,并出现了一些经典著作。比如在1921年出版《艺术与社会生活》(L’art et la vie sociale)中,法国学者查理?拉罗(Charles Lalo)不但研究福楼拜的小说和拉马丁的诗歌,甚至还分析了德拉克罗瓦的绘画和瓦格纳的音乐,从这些艺术作品中寻找它们和以往社会生活(也就是所谓的史实)的关系。德国学者瓦尔特?本雅明在1928年出版了代表作《德国哀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详细地论证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哀剧(Trauerspiel,与英文的tragedy、即一般意义上的悲剧有所不同)和当时社会现实的关系。虽然陈寅恪的法文和德文水平未必足以支撑他读懂这些作品,但他在法国和德国留学多年,又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进修语言文学,没有理由不了解这种研究趋势和方法。就算在国内,陈寅恪也不是最早发现文史可以互证的人。早在1927年,鲁迅先生便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讲稿收入翌年刊行的《而已集》,这才是目前可据可考第一项应用这种方法的研究。

作为知识分子,陈寅恪真正值得称道的地方有两个:首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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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13日 上午 6:46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