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发展到节骨眼的时候，发挥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伟光正的主义，而是赤裸裸的金钱。” －
《隐动力：中国历史中的金钱游戏》连载作者 冯学荣 自序
《隐动力》之：日本人受贿小史
冯学荣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仿照西方，实行法治，经过两三代人的法治实践，其人民养成了相对其他黄种人而言、比较高的廉洁度。
可是，世事皆无绝对，在近代日本，也有贪财受贿的人，甚至有收受中国人钱财、为中国人办事、出卖日本利益的日本人。
今天我就写写这样的日本人，给大家开开眼界。
1930年。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郭汝瑰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为卷面分数太低，郭汝瑰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拒绝录取。
郭汝瑰毕竟是个中国人，他冥思苦想之下，认为：日本人也是人，只要他是个人，就一定爱钱。于是，郭汝瑰找了该校招生办一个姓“加藤”的主任，给他送去了100日元的贿赂金，并顺势说：“我真的想进陆军士官学校，还请加藤先生多关照。”
招生办主任加藤，收了郭汝瑰的钱之后，心领神会。果然，不久之后，郭汝瑰就收到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郭汝瑰于是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郭汝瑰也是个诚实的孩子，他把自己向日本人行贿的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各位可参四川人民出版社《郭汝瑰回忆录》第54页。
在日本境内尚且如此，当年那些在中国混饭吃的日本侨民，就更糟糕了。冯玉祥在其自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1917年，“护法战争”打到湖南常德，常德人民为了躲避溃兵的抢劫，纷纷挂出了日本的膏药国旗，并纷纷请求日本海军到常德地区来“维护治安”。
当时，在常德有一家“鲁东洋行”，表面上是家“日资企业”，实际上却是常德本地老板雇了一个日本浪人做幌子。
冯玉祥抓住那日本浪人审问。日本浪人说：我只是为了生活，出卖“外商”名额，谁他妈出钱，我就给谁当幌子。
冯玉祥恼羞成怒，说“你们两个都他妈不是什么好东西”，于是，常德老板罚款，日本浪人则驱逐出境。如此了事。
这个故事，收录在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343-344页。
常德老板为什么要出钱收买日本人、假装“外企”呢？因为在当时，人们一看是日本人开的店，一般而言都不太敢去惹事儿。所以有些中国商家宁愿花点钱、请个日本浪人，给自己的店面当个表面上的“主儿”，遇事就说“咱是日本商店”，别人一般就不敢欺负他了。这个事儿，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也许会感觉不舒服，但是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前面提到了日本教育界人士、日本侨民浪人的受贿故事，那么旧日本军人呢？是否也会受贿？答案是肯定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陈恭澍，在其回忆录《英雄无名》里面，记录了以下一件往事：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孙大成、钱致伦、叶以昌三人，在上海研制炸药时，不慎发生爆炸，三人因此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时上海为沦陷区）。
日本宪兵审来审去，都审不出个什么东西，但又不敢轻易放人。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上海有一位社会关系不错的、被军统特务们昵称为“陆干娘”的女人，出钱贿赂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收了钱，很高兴，立即就把这三名军统特务给放了。
以上这些小故事，还不够有意思，接下来的这个，才是真正好玩的事情：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党、图谋颠覆日本内阁、干涉日本内政。
怎么样？听起来像不像东方夜谭？这是真人真事。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
1928年底，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的总裁“床次竹二郎”，为了扳倒当时的首相田中义一，到了中国东北，找张学良。干什么？索贿。
张学良很爽快地，给了床次竹二郎50万元，双方图谋合伙扳倒田中义一内阁，代价是：床次竹二郎倒阁、组阁之后，必须要实行亲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放弃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殖民利益。
这件事，被张学良的部下胡俊记录在《代表张学良赴日联络日本政友本党总裁床次竹二郎的经过》一文中。此文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01－106页。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胡俊在这篇回忆文章的原文中，是怎样说的：
“…….（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即对我说：明年春天2月，日本即要举行第十七届大选，政友本党因缺乏选举费，前些日子床次竹二郎派了赤塚浓和鹤见某来此，与我方接头，说此次选举，他们只要选出九十名议员即算胜利，并向我们请求支援。张司令长官（张学良）已经支援他们五十万元，并约定床次将来组阁秉政时，应将南满铁路改组成为象中东铁路那样。那时，我们对日外交就好办了…….”
“……..第二年年初，即日本第十七届大选的前夕，张学良又派王家桢到日本会晤床次，并做了一些援助政友本党的活动。不料这次大选的结果，政友本党与民政党俱未获得预期的胜利，因此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最后还是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田中内阁才告垮台……..”
“……..九一八事变时，赤塚浓和鹤见某二人写给张学良的50万元收据，在张的卧室里保险柜中，被日寇所发现，冈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日本军人法西斯头子荒木贞夫，即以此大肆攻击政友本党和床次本人，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的罪名，把赤塚浓和鹤见某两个众议院议员逮捕起来，又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为此事掀起轩然大波……..”
以上，就是胡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记录，他的文字很显浅，不需要我翻译了。
而同样关于这一段历史，直接经办此事的张学良秘书——王家桢，则写过一篇名为《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的回忆文章，收录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第58－71页。让我们也来读一下，王家桢是怎么说的：
“…….1928年年底，床次本人携同秘书曾来东北考察。当时我们盛情地招待过他。他年逾七旬，精神还很焕发，议论风生，颇有政治家风度。这次他的两个心腹赤塚、鹤见来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我和他们接谈一次后，就知道他们是抱有特殊目的来的。据他们说，日本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第17次大选已决定在1930年2月间举行)，无论从人心背向上说，或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是非政友本党莫属了，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经费特别感到困难……”
“……..我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将军．得到了他的许可，就和他们两人商量细节。他们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90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日金)。他们希望我们能担负150万元至200万元(他们说要我们负担1／3，折合中国钱为150万至200万元之谱)。我就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的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他们于是说：那么主要的条件是，日本应允许将南满铁道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符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中苏在北满合办的铁路公司)那样
…….”
“……..我将这些商谈的结果报告给张学良后，他很兴奋地说：“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200万，就是再多也可以。”我说：“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50万元，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大。当然啦!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张学良同意了我这种谨慎的作法，并且决定由我亲手先交给他们50万元，用现款而不用支票，以免发生意外波折…….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冢、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
“…….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在张学良的卧室保险柜中发现了这张收据。1934年，日本法西斯蒂军人荒木曾以这张收据来反对冈田内阁，同时并以叛国罪嫌疑犯将赤塚和鹤见两个代议士逮捕起来，并涉及到当时递信省大臣床次竹二郎和政友本党。日本报纸曾公开揭露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床次病故，政友本党亦销声匿迹了……..”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来，王家桢毕竟是亲手付钱的那个人，他的记录，比胡俊的记录，更加详尽、更加有现场感。
我们从王家桢、胡俊这两位历史当事人的笔记中，知道了张学良曾经出钱收买日本政客、图谋颠覆日本内阁政府、干涉日本内政的往事。事实上，有关此事的史料，还远远不止王家桢、胡俊两人的回忆录。此事在日本，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在中国，不太有人提起。因为提起这事儿，也许有“抹黑”张学良这位“伟人”的嫌疑。
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鬼子爱中国。
袁世凯当大总统的那会儿，他聘用着一个名叫“有贺长雄”的日籍法律顾问，此君在北洋政府的外籍幕僚当中，工资最高。大家知道日本主动删除其所提出的“二十一条”最毒辣的“第五号”要求，是谁的功劳吗？除了当时英、美两国的政治压力之外，其余就是这个“有贺长雄”的功劳：有贺长雄受袁世凯之托，回日本游说政坛元老、影响了内阁的决策。事后，袁世凯是这样表扬有贺长雄的：
“……妥交有贺君……执事为中日亲善，惨淡经营，备受劳苦，感佩至深……切盼早日扫尽，实行亲善……”
有贺长雄为中国办事的历史，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0年9月第一版）第六卷里面，有详细的记录。
张作霖营中也有这样的人，例如在皇姑屯差点儿被炸死的町野武马，就是一个。当然，有贺长雄、町野武马这一类人，受雇于中国军政当局，拿正式的、合法的工资，这也许算不上“受贿”。但是，其精神是一样的：总之，都是为钱干活。古今中外，只要你肯出钱，就有人愿意给你出力。
历史，就是这么一回事。
冯学荣 2013年10月30日 写于
中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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