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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政治学 核心价值观
汪丁丁
生命、仁爱、正义、谨慎，这是古往今来不论何种儿童教育都必须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怀特海在《教育之目的》第一章里回顾西方几百年教育，说它曾经有过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时期，然后流于形式主义。他指出，伟大的文明之伟大，是因为人类找到了为数不多的几个观念并用这些观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成功的观念很容易引发普遍模仿，于是很容易成为惰性的观念（inert ideas），观念一旦成为惰性的就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危害人类。汤因比指出，文明的成功为文明自身建造了“成功的陷阱”，功成而居，文明于是停滞。教育的过程，怀特海认为，就是要使儿童在现实生活的无数细节中独立地从而创造性地运用文明的几个为数不多的伟大观念，将这些观念融入儿童的日常生活，编织出生活着的观念之总体，这些观念植根于真实生活，它们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苍白的“观念”。克里希那穆提直到晚年在演讲中仍不时从关注心灵转而关注窗外的落叶、鸟鸣、云朵、和林间小径的静穆，心与万物合一。
生命，这是人类找到的第一个伟大观念。道始于情，情出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然后有教育：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识生命，关键是体验而不是背诵与生命有关的词汇和诗句。怀特海说，儿童在生活中灵活运用和体验核心观念，于是有所理解。在儿童教育中，理解，怀特海认为，是可预期的最高成就。他是在就任英国数学联合会主席时发表《论教育之目的》演讲的，所以，他以“数量”为例。在生活中，没有人能够回避“数量”问题，从描述到测量直到代数。惰性的教育无一例外地是从代数规则开始的，而生活着的代数观念无一例外要从生活本身开始。因为，生活带来直接体验，而体验带来直接理解（感悟）。
其次是仁爱与正义。基于“亲子”教育，孩子最先体验的是仁爱，在习得语言之前。正义的体验，动物学家称为“费厄泼赖”（fair play），始于幼年野兽的社会交往（游戏），在人类而言，始于习得语言之后（3岁至7岁）。也是从游戏，人类习得对“规范”和“法”的尊重。这种基于生活体验的尊重，不依赖于任何外在的权威，而要依赖于游戏体验。幼兽（人类）对规则的遵守使游戏得以顺利进行从而带来欢乐（幸福感），这是一种关于规则之重要性的切身感受，它导致真的理解。法之所以在中国从未生活过，是因为它依赖于外在的权威，因此它是官僚化的、抽象的、苍白的。
最后，大约在7岁至10岁期间，儿童应确立的第四个核心价值观，是“谨慎”（prudence），它的英文单词意味着它与法理学（jurisprudence）同源。斯密《道德情操论》将谨慎列为与个人福利相关的唯一重要的道德情操，此外，他列出与他人福利相关的两项最重要的道德情操——仁爱与正义。心理学家为“谨慎”提供了另一种论证，生命内在地有两套行为系统，其一是“BAS”（behavioral activation system），直译“行为激发系统”，其二是“BIS”（behavioral
inhibition system），直译“行为抑制系统”。自然选择的力量作用于生命个体，淘汰BAS太强大的，也淘汰BIS太强大的，生存至今的生命个体，通常是中庸的，既不因获取眼前利益而彻底牺牲长远利益，又不因欲望被彻底抑制而丧失行动能力。谨慎，或“允执厥中”，这一行为方式的“生理–心理”机制，就是生物长期演化形成的行为激发系统和行为抑制系统的平衡状态。当代的脑科学研究报告也支持这一学说，通过脑区功能定位。例如，前额叶中部腹侧和两侧眶前额叶分工抑制本能的或不道德的行为，纹状体和岛叶前回的功能是评估损益并产生获取收益的冲动。最后，扣带前回（人类情感的协调中枢）负责协调本能与理性之间的冲突，达成“谨慎”。很显然，儿童必须通过许多实践活动才可训练上述脑区达成谨慎。如果儿童在这一关键性的时间窗口受到家长的过分保护（这是最常见的情形），则可形成强大的BAS系统和软弱的BIS系统。这样的儿童，除了向父母持续发出“我要”的命令之外，无法习得任何重要的道德情操，他们是中国社会真正的“问题儿童”，将来成为“问题家长”。
同样显然的是，儿童教育在这一时间窗口是否成功，敏感依赖于它在习得“费厄泼赖”的时间窗口（3岁-7岁）是否成功。这样我们就回到了中国民间的生活常识：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人的教育，最关键的环节在三岁至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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