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张允若:复旦新闻馆前的珍贵留影

  

   母校邯郸路本部的校园里,曾经有座西式二层小楼,红瓦灰墙,前方是绿色的草坪,左侧是幽静的小桥流水。这便是新闻系的活动中心、号称“天下记者家”的“新闻馆”。大约从1951年起,这座西式小楼被改为工会俱乐部了,陈望道题写的新闻馆的匾额、挂到另一幢原先称作“复旦新村”的楼房门口去了。也就是说,那里成了新的复旦新闻馆。不过,随着校园的变迁,如今新旧两座新闻馆都已不复存在了。

  

   自左至右:前排,舒宗侨、王昌孝、陈望道、朱振华;第二排,张允若、俞康成、曹孚;第三排,张四维、蒋孔阳、余家宏、曹亨闻、黄纯初;最后一排,陈望道校长的通讯员、杜月村、赵敏恒。

  

   在这两座新闻馆前,曾经有过一些重要的留影,定格过许多历史的瞬间。本文要介绍的是六十年前在新的新闻馆前留下的一张合影。参加合影的有新闻系的老系主任、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我国思想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陈望道先生;有当时新闻系全体在职教师赵敏恒、曹亨闻、舒宗侨、余家宏、杜月村、蒋孔阳、张四维、朱振华先生(注1);还有著名教育家、时任副教务长的曹孚先生。想当年教育界这么多先贤、这么多重量级人物聚集一起,本身就表明了这张照片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不过,更其重要的是,这张照片还蕴含着无比厚重的历史内涵。

  

   (一)

   1952年春天,复旦大学全校师生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知识界一样,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此之前的1951年下半年,全校文科师生已经分批参加了皖北的土地改革,经受了几个月农村阶级斗争的“洗礼”。回校后又赶上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学校上下也曾深挖猛斗大大小小的“老虎”(贪污嫌犯),登辉堂里多次举行过群情激昂、口号震天的全校性批斗大会;一般群众也都在大小会议上检查自己点点滴滴的不当行为,哪怕是私自用了几张公家的信纸信封,都要上纲为“可耻的个人主义”,都要认清这种思想是“万恶之源”、发展下去就有可能走上贪污犯罪的道路、遭致身败名裂的严重后果。

   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全校师生的政治学习都转上了思想改造的轨道,而教师的思想改造则是运动的重点。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上级党委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等人带领一批政工干部进入复旦,和解放后作为军代表接管复旦的李正文、从华东新闻学院调来任教的王中等一起,正式成立了复旦大学党委会;并组建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主任为陈望道、副主任为李正文),部署全校的运动,下面按系科成立学习小组,停课开展学习活动。学习小组的组长一般由系科负责人担任,并由学校派来的政工干部“协助”。按规定,各系都指派数名“学生代表”参加教师的学习会议,以便反映学生意见,并作为贯彻上级意图的帮手。教师们先学习文件,然后回顾自己解放后的政治表现,检讨自己的错误缺点;继而追溯自己的出身和历史,挖掘错误思想的根源和来龙去脉。经过一番分析批判,逐步找出自己错误的“主导思想”,个人主义、个人名位思想、个人名利思想、个人英雄主义、享乐主义等等便是当时流行的政治标签。在这种人人检查、人人过关的活动中,教师间的相互批评往往比较委婉谨慎,于是学生代表的作用就大为彰显了。学生代表都是“初生牛犊”,往往不留情面、直抒己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教师的检查能不能顺利过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代表,而在学生代表背后的则是上头派来的政工干部。尽管比起以后的肃反、反右、反右倾、以及“文革”中的批判斗争,当时的做法要算十分温和的了,但是,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还是头一次遭遇这种运动压力下的“改造”、头一次被迫要当众“脱裤子、割尾巴”,不仅要把几十年的思想历程翻箱倒柜全亮出来,而且要来个大否定、大批判,普遍感到精神紧张,坐卧不安。特别是几次检查还不得通过时,焦灼、抵触和对立情绪随之而生。据说外文系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教授对会议的批评颇为抵触、顶得很厉害,当时学委会主办的“学习报”上就登出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孙大雨的花招》,严厉批判孙的态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当时还萌生短见、跑去跳了黄浦江,幸亏被及时救了起来,这件事一时成为全校的热点新闻。

   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二,也被指派为参加教师会议的“学生代表”。同时被指派为“代表”的还有同班的王昌孝(学生代表的组长)、大一的俞康成、大三的梁学政、大四的黄纯初。教师组长是余家宏老师(注2),他抗战时期毕业于复旦经济系,并参加了中共,上海解放后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后来和王中、杜月村先生一起调入复旦新闻系。他为人低调,待人平和,所以我们系的运动比较平稳,没出大事,但从老师们认真严肃的表情,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而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学生,似乎没有在意这些,每当听完老师的检查,就用当年流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语言,发表意见,经过一番抽丝剥茧,简直事事都可以找到“个人主义”的源头和“阶级立场”的本质。我当年也把这种极左观念视为革命的真理,用它来对人对己,常有片面上纲的发言,如今回想起来深感可笑和愧悔。

  

   (二)

   陈望道先生名义上是“学委会”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但他同党委成员们不一样,也得“思想改造”,于是参加了新闻系教师小组的学习和检查。大家对他很尊重,通常称望道先生、望老。他在会上发言不多,但始终保持谦虚、平和的态度。他的自我检查很简要,谈到自己平生有三大错误,其中之一便是建党初期不该因意见分歧而轻率退党。学习结束时,他所写的书面小结是我去他府上取的,临别时他客气地送我到门口,用浓重的义乌口音说了一句:“你在学校里年纪最小!”那种亲切的语气和面容,让人至今难忘。

   赵敏恒先生当时正值壮年,身材敦实,爱抽雪茄。他博学多才,机智能干,是现代中国难得的新闻活动家。早年他毕业于著名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上世纪20年代回国,长期在路透社工作(曾任重庆分社、中国分社社长),采写了大量揭露日军侵略罪行的报道,特别是舍生忘死地在现场采访并及时向世界报道了日军对重庆的野蛮轰炸。他还曾以出色的新闻敏感,最先向全世界播发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和1943年“开罗会议”等震惊世界的重大消息,令国际新闻界同行刮目相看。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上海《新闻报》总编辑,曾不顾国民党的压制,毅然约请田汉等进步文人编辑文艺副刊。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绝接受国民党给他去台湾的机票,也婉辞了星系报团要他任香港《星岛日报》或新加坡《星洲日报》总编的邀请,以及其他海外约请,下决心留了下来。周恩来从田汉那里得知此事后,曾发话要他去北京居住,等待分配。后来是陈望道先生上门请他来担任新闻系专任教授的。

   对于这些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当时略有耳闻,但知之不详。只觉得他在学习会议上出言谨慎,表情严肃,不像平时接触中那样轻松风趣。我们也感觉得到,上头对他还是颇有疑忌的。会上一再询问他解放前同英国领事馆以及几个英国朋友的关系,他一一作了说明,后来还专门写了交代材料。谁知三年之后的肃反运动中(1955年7月),他竟被以“特嫌”为由逮捕了,后来一直关押在外地,长期患病,1961年病死狱中,时年才57岁。他的夫人谢兰郁女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期从事妇女儿童工作,抗战时曾任战时儿童保育委员会常务理事)一再为赵敏恒先生的冤屈申诉呼吁,可是毫无结果,自己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成了“右派”。直至80年代初,才双双平反,可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两个知识精英的人生就此葬送了。

   曹亨闻先生是资深的新闻学者。他早年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曾参加进步社团“反帝大同盟”,还将叙写万里长征的书籍译成英文发表。1939年起被聘为复旦新闻系教授,先后开设新闻理论、新闻史等课程,解放前也有多种论著。但是他逊于口才,浙江临海方言浓重,教学效果难免受到影响。他毕生靠拢中共和民主党派,思想改造运动前和文科师生一起参加了土改运动。在这次学习会上他较多地检查封建家庭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旧文人的习气等。可是,十五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却没有逃过劫难。有人翻他历史老账,说他当年留英时得到过国民党将领周至柔的资助,红卫兵就此事大做文章,批斗不断。19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又勒令他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审查。在沉重的压力和无休止的折磨之下,是年10月某日,他竟悬梁自尽,终年才58岁,实在令人扼腕不已。

   舒宗侨先生也是资深的新闻学者、摄影家。他30年代在复旦新闻系毕业后,曾在上海和重庆的报界工作多年。1942年中、美、英三方决定在重庆合办《联合画报》,由美国人温福立任社长、他任主编,这是以新闻图片为主的周刊,积极宣传同盟国抗击法西斯的战争。抗战胜利后,《联合画报》转为他个人经营,直至上海解放停刊。这是中国最早的完全新闻性画报,在我国新闻出版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还曾与人合作,编辑出版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中国抗战画史》、《二次大战照片精华》等大型摄影史册,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从重庆时期起,他就兼任复旦新闻系副教授,历40年,直至80年代才晋升为教授。思想改造运动前后他讲授“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课,语言简洁,逻辑严谨。在讨论会上,有人对他出版《联合画报》时的经营作风有所诟病,认为重于谋利、对待职工不够厚道。他在自我检查中清理出来的“主导思想”是“个人名利思想”,并且认真检查了这种思想在各个时期的具体表现。

   五年以后,中共开展整风运动。舒宗侨先生在学校党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只是对某些人歌功颂德的发言说了句不满的话,便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从此打入冷宫,下放劳动,后来在资料室打杂;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多次遭到抄家、批斗、侮辱、无休止的审查,前后历经磨难二十二年。不过他坚强地面对厄运,总算熬到了平反的一天。拨乱反正以后,他在新闻教育岗位上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除了培养摄影教学的新人外,还开设新课“外国新闻事业”,这是解放后高校新闻专业从未有过的课程。当时我在江西大学任教,曾邀请他来南昌做过讲座,在大劫大难后重新相聚,真有隔世之感。他是2007年以九五高龄辞世的,实在是难得的了。

   曹孚先生除了在校部工作外,也曾在新闻系兼任教育学方面的课程。我在解放前就知道他的大名,当年我在读中学,见到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教材以及进步读物《开明少年》、《中学生》杂志的编辑栏里都有他的名字。后来才知道他是很有造诣的教育家,抗战时期就在复旦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后升为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深造,获教育学博士学位,以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应陈望道先生电邀回国,来到复旦任职。

在思想改造时,西方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影响,是曹孚先生检查的一个重点。另外,根据上头的授意,会上一再追问他同学校里“公馆派”的关系。所谓公馆,是指前任校长章益的住所。章益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委任的复旦大学校长,据校史记载,他在任期间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最后拒绝了国民党政府要他迁校撤退的指令,认真地护校,把复旦平安地交到了新政府手中。据说解放后有一些教师经常造访章公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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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日 下午 11:46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