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发表于 白钢、史卫民主编:《中国公共政策(2011-2012年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作    者:李国强,男,1981年生,博士、助理研究员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摘要】本文以河南西部S县为例,分析了该县1947-84年的医疗卫生发展史。这段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47-1965年、1966-1979年、1980-1984年。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如剿匪反霸、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以及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都给S县的医疗卫生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行业规范、机构设置、医疗技术、服务对象等都随着政治风潮而改变。总得来看,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时代的医疗卫生行业情况迥异,但依然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关键词】政治运动   医疗卫生   赤脚医生

  

  

   山花烂漫向阳开

   赤脚医生过山来

   红十字药箱肩上挎

   毛主席像章胸前戴

   胸有朝阳豪情壮

   昂首阔步上山岩

   ——《赤脚医生过山来》歌词(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1976)

  

   这首《赤脚医生过山来》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即将结束的1976年,那时以“赤脚医生”制度著称的中国乡村医疗卫生体系久已享誉世界(Smith,1974;Zhang and Unschuld,2008),歌词中所刻画的医生形象,洋溢着乐观豪迈的革命气息。孰料短短十年之后,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合作医疗体系烟消云散,曾经的“赤脚医生”迅即被市场化的“乡村医生”所取代。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政府重建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运转模式已与毛泽东时代已经截然不同。

   然而,毛泽东时代作为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医疗卫生领域的头等大事是把国家从疫乱频发、极端缺医少药的状态中改造过来,使得疫病偃旗息鼓、人民病有所医。当时所面临的核心是医疗卫生资源的极度匮乏和不均衡,而这一问题,时至今日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而,深入分析毛泽东时代的极具特色的医疗卫生政策,探讨其得失,对于今天依然有相当大的价值。

   本文以地处河南西部的S县为例,分析该县1947-1985年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史,探讨国家政策变迁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医疗卫生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一直被政治大气候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影响和塑造,“红”与“专”之间的矛盾、冲突与调和,与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困境纠缠在一起,使得技术问题不在是技术,至少不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成为了一个政治话题。正是这些原因,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难以为继。

   一、解放之初

   河南西部为伏牛山、大别山、桐柏山汇聚之所,遍布崇山峻岭,当地人民生活贫困、民风彪悍,历来素称难治。民国以来,国民党在豫西的统治力量相当薄弱,而中共组织力量也未能深入此地发展,因此大大小小的土匪遂趁机横行,数十年间未曾止歇,匪患之烈在全国首屈一指。

   在此情形之下,豫西的社会经济残破凋敝,医疗卫生事业更是长期止步不前。1933年,地处豫西的洛阳市霍乱流行,仅城内死亡人数就达到2万多人,一时间棺木价格飞涨至天价。同样地处豫西的S县,早在1930年即曾爆发霍乱,仅桥北村一个村死亡即达500多人(S县卫生防疫站,1983: 8-9);紧接着到1933年,疟疾又流行开来,地方医生束手无策,后经S县基督教会急购金鸡纳霜粉剂两磅,才有效地控制了病情蔓延(董锦河等,1988)。

   S县从清代同治年间到1947年,全县有私人药铺(药店)183家,以医为主并且有一定资金的药铺74家,医务人员计有272名;以药业为主的药店35家,资金较雄厚的有18家。此时S县医疗卫生行业很少应用西医西药,医疗保健方法主要是中医中药,医生获得医疗技术的途径也大多是自学、家传或师授等传统方式(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51-52)。民国时期,S县没有成立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相关工作由警察局兼管。1937年,县卫生院成立,除为公务人员治病外,还负责全县疫情监测和报告,1947年该院解体。

   民国时期S县医疗资源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药铺(药店)多集中于CG镇、TH镇、YZ镇、CC镇等若干较大城镇。同时,医生诊疗费用比较昂贵,一般民众负担不起。某些所谓名医,出诊费极高,排场极大。S县JX镇某名医,甚至雇有看家护院的卫队,出门坐轿,保镖持枪随行。该名医以只为富人看病著称,医德败坏,曾有对穷人见死不救情形的发生,解放后被清算。 2

  

  

   1947年,S县被陈赓、谢富治兵团解放,旋即展开剿匪和政权建设工作。据解放后成立的民主政府统计,1948年全县中药铺(药店)108家,医务人员196名。1947-1951年,S县匪患严重(各乡镇均有,共约数千人,曾发生毗邻的L县县长被刺杀于S县境内的恶性事件)。 3政府忙于剿匪,对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政策主要是整顿并逐步加强管理。S县原有的医疗卫生格局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来的药铺(药店)仍照常营业,政府不加干涉。例如比较大的药店“万盛公”,一直自主经营,到1955年公私合营的时候,资金已达5万元之巨。

   另一方面,解放军为了在S县剿匪,也带来了一些随军医生,负责治疗军队士兵和党政人员。这些医生及相关医护人员,多为掌握基本医疗技术的西医,后来都成为县卫生科和县乡医院的主要负责人。1949年3月,县政府设立医药卫生室,人员两名,由县政府秘书室秘书兼任领导。1950年,确定由县民政科负责全县的卫生行政、防疫和保健事宜。

   二、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5月,S县正式成立直属于县政府的卫生科,主管全县的医疗卫生事务。(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29)。之后,各乡镇陆续成立卫生组,统筹管理医疗卫生事务。卫生科在缺医少药的窘境之下,需承担两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创建政府领导下的新型医疗体系,二是对原有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这些工作从爱国卫生运动开始,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

   1952年,鉴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细菌战的威胁,中共中央发动了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声势极为浩大。1952年1月,S县发起了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在侵朝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和平签名活动。紧接着,按照中南地区卫生运动计划纲要,广泛动员群众开展以消灭“五毒”(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虱子)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运动过程中培养种痘员200名,在全县普种牛痘,接种18.9万人次,占全县总人口的72.2%(S县卫生防疫站,1983: 148)。

   爱国卫生运动有力地推动了S县医疗事业的发展,成为S县建设政府主导的现代卫生医疗体系的契机。运动中,中南军政委员会和河南省均专门发文要求各地维持、恢复、整顿或建立县级卫生院,S县所属的地区专署专门指示S县成立县卫生院。因此1952年7月,县卫生院在县政府卫生室基础上成立,仅有医生3人、护理人员6人,年底医务人员总数增至17人,大多为卫校毕业生或从上级医院、军队医院调入;卫生院仅设防疫保健科、医务科、总务科等科室(S县人民医院,1985: 3)。12月,S县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开始实行公费医疗。

   1952-1958年,县卫生科经过统筹协调,抽调医务人员在各乡镇成立了6个卫生所和5个中西医联合诊所,共有医务人员93名。县政府掌握的这些基层卫生机构,主要以西医为基础,结合了少量地方中医。在这一时期,全县的防疫和妇幼保健工作统归县医院的防疫保健股负责。1953年该股有7名医务人员,其中3人从事防疫工作,4人从事妇幼卫生工作。其后,妇幼卫生方面的工作进展较大,到1957年比较规范的接生站达到了74个(S县妇幼保健站,1985: 3)。

  

   对于原有药铺(药店)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采用开办联合诊所的方式来进行,为此S县专门颁布了《联合诊所机构章程》。章程把联合诊所定位为“合作社性质的社会主义福利事业”,“国家医疗卫生机构的有力助手”,“城乡医疗预防网的组成部分”。联合诊所的目的是将个体行医转变为集体合作事业,按照“看病收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原则,成为小型集体所有制单位。

   S县成立联合诊所的高潮期在1952-53年,两年内全县成立了29家联合诊所,比1951-62年其他各年份成立的总数还多(见表2)。从时间上看,医疗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远早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过从公有制水平上看,医疗行业的公有制水平却一直较低,例如一些私人诊所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联合诊所作为一种初级的小型集体所有制形式,存续时间更久,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彻底取消。此外,乡村私人药铺(药店)整合为联合诊所,通常位于较大的村镇,使得卫生治疗点数量大幅度下降,给农村看病带来不便。 4

   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国家大力提倡医疗卫生行业向公有制转化,以配合城乡社会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山西高平县米山乡率先建立农村基层卫生保健组织,受到中央的肯定和宣传,成为农村合作医疗保健的先行者。到1956年,全国以集体经济为基础、农村集体举办的医疗保健站达到1万个。同年,S县各乡镇陆续成立初级农业社,农村自发改建或新建卫生室(所)55个,医务人员117名(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77)。

   总的来看,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S县存在着公立医院、联合诊所、私人药铺(药店)、乡村集体卫生室等多种医疗机构,政府着重发展以现代西医为基础的公有制医疗机构,逐步减少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和人员。此外,S县对巫医实施严厉打击的政策。1953年全县近半数乡镇出现“求神拜药”群体性事件,情形相当严重,某乡政府主席的妻子甚至参与其中。为此中共S县委专门发出紧急指示,亟令各乡镇教育群众、改造神婆神汉,并派公安机关侦查法办有关人员(河南省S县卫生局,1985: 247-248)。有关巫医的记载,让人不由得想起文革电影《春苗》,主人公赤脚医生春苗把巫医当作重要的斗争对象。

   三、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炙热的氛围中全面铺开,医疗卫生行业也毫不例外。1959年,卫生部召开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会后整理的《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获中央批准。这份文件是对大跃进以来各地卫生工作经验的总结,要求各地从健全卫生体系、公社卫生所建设、中西医结合、经费管理、培养农村卫生人员等五个方面完善基层医疗工作。文件还对基层医疗卫生体系进行了宏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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