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潜川：重庆红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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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面对着前来探监的陌生人，身着囚服的李晓枫将会回想起他的上司带着他去拜访薄熙来的情形。
那是在2007年11月的一天，时任重庆广电集团总裁李晓枫匆匆赶往渝州宾馆拜访一位贵客。这里是重庆市委最好的宾馆，曾接待过多位国家领导人。他在宾馆中一个四面有着开阔草坪的独栋别墅前停下，和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等待通报。
这是李晓枫第一次见薄熙来，也成为他后来命运转折的起点。正是在薄熙来任上，2011年9月16日，他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缓。同年1月，薄熙来对外宣布，重庆卫视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省级公益卫视。
“唱红”是“重庆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措施。从组织各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运动式进行开始，到每个月组织红歌会并最终唱入北京，直至将重庆卫视“赤化”，“唱红”由薄熙来在重庆直接主导，是一个高度个人符号化的运动，其中他炮制个人新闻的能力则是这场运动的一个小小注脚。
“唱红”的要旨在于逆市场化：去商业化、强政治化，在抵抗所谓低俗化内容的同时，强行加入许多具有政治教育意义的内容，加强了对媒体的直接干预。肃清这一运动的渊源和后果，对于理解当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有着不可替代、不可逾越的意义。
“办成新闻频道”
李晓枫对《财经》记者讲述，甫一见面，薄熙来就提出要把重庆卫视办成一个纯粹的新闻频道。李晓枫表示这不可能，全国只有央视13频道是新闻频道，地方电视台没有新闻资源，办不成。李晓枫注意到这位新主政者的脸色变了。薄熙来告诉他，中国没有好的电视新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也做得不好，重庆卫视应该做这方面的尝试。
薄熙来履新重庆的任命要到2007年12月才对外公布，但此前已在内部传达，他已开始主持市委工作。作为重庆直辖以来第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任的市委书记，其赴渝上任的政治意义不同凡响。
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的履历上还有社科院新闻学硕士，曾担任大连市委宣传部部长，对于宣传政策有着强烈的个人理念。此前李晓枫曾专门派人到辽宁电视台去了解新领导的工作风格，东北的同行告诉他，薄对于媒体很重视，也管得细，求全责备，要不断适应他的想法。
第一次见面三天后，重庆市委办公厅派人到重庆卫视督办改为新闻频道之事，李晓枫才意识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这一年，李晓枫已经在重庆卫视深耕了10年。从1997年担任重庆电视台台长开始，在他的经营下，以抢占收视率为主要目标，重庆卫视在电视商业化的大潮中表现不俗。根据央视索福瑞的统计，2007年，重庆卫视在省级频道中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第三（1.22%），仅次于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这一年，重庆卫视广告收入2.6亿元。
但商业化不符合薄熙来的想法。薄熙来对李晓枫表示，中国媒体的现状太差太乱，低俗的内容过多，广告过多，完全没能反映出党的宣传政策。
“办成新闻频道”是2007年底薄熙来对重庆卫视提出的要求，这和后来的想法相去甚远，但在去商业化的路径上一以贯之。他在针对宣传系统的会议上多次表示，要避免商业化对宣传教育功能的不良影响。他说，媒体应该起到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用低俗化的东西去迎合他们。
在新闻化方面，到2009年，重庆卫视的新闻播出量由过去7%上升到13%；此外，折腾近一年后，李晓枫把当时的重庆地面频道改建为新闻频道，这才算有所交代。
“唱红”潮起
《重庆日报》报道，2008年5月30日上午，薄熙来前往巴蜀幼儿园、巴蜀小学看望小朋友，祝愿全市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当发现孩子们不会唱《歌唱祖国》时，他说：“你们要学会这首歌，学会唱更多的好歌，比如《歌唱祖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保卫黄河》等。”
他对老师们说，这些歌曲能促使小朋友培养爱国向上的激情，将来长成栋梁之材，报效国家。临走时，薄熙来对教委和学校的负责同志说，一个民族要强盛，培养年轻人昂扬、健康的精气神很重要。孩子们光念书还不行，光搞知识教育，最后可能学成个书呆子；哼唱些软绵绵的曲子，也难有奋发求学的精气神。
这是最早见诸报道的关于“唱红歌”的内容。从现有记录可见，这一思路是将宣传与政治教育挂钩，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这一点在薄氏的宣传理念中非常重要。如此，在去商业化、加强党管媒体之后，对宣传工作的思路开始出现新的重点。
“薄熙来对于宣传的整个思路，仿佛要将3000万重庆人都培养成政治人才。”薄熙来主政时重庆宣传部门一位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说。
唱红歌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利于传播的形式。当年“六一”之后，薄熙来组织市委办公厅和宣传部研究制定唱红歌的活动，形成了在“七一”建党节举办唱歌晚会的方案。
这是一次尝试。2008年6月30日晚8点，重庆在市体育馆举行了“颂歌献给亲爱的党–重庆市直机关迎’七一’歌咏会”，薄熙来与2000余名市直机关干部一道，共同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咏会共分为序《跟着共产党走》、上篇《难忘的岁月》、中篇《深情的旋律》、下篇《澎湃的春潮》和尾声《歌唱祖国》五个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近30首歌曲分布于各个板块之间。
这场晚会的效果非常明显，薄熙来后来对宣传部门表示很满意。当年7月11日，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广泛开展红色经典歌曲传唱活动的意见》的通知，首批推荐的27首革命历史经典歌曲和18首现代经典歌曲，要“让红色经典歌曲唱响巴渝大地”。
“赤化”卫视
确定“唱红”的方针后，薄熙来开始部署自己的宣传行动。大众普及程度最高的重庆卫视，要接受他的直接指挥。他十多次打电话给李晓枫，对重庆卫视的节目提出很细致的要求。
2008年，薄熙来对于卫视逐步提出自己的要求：半个小时播放一次红歌，每个节目的长度都改为30分钟，在重庆新闻和新闻联播之间不能插播广告等。此外，他反复表达了个人对于专题片、纪录片的偏好，认为“效果最好”。对于纪录片的内容，他常常有具体要求，《记忆》等栏目制片人常常被他叫进办公室里指导细节。
这些要求让李晓枫头疼。与宣传领域的其他平台不同，电视是最为市场化的行业，各大卫视在争夺收视率的竞争中拼搏。针对取消重庆新闻和新闻联播之间五分钟广告的要求，李晓枫绞尽脑汁规避–因为这短短五分钟广告带来的收入，每年有好几千万元，是卫视最值钱的时间段。最后，他把重庆新闻从25分钟砍到22多分钟，红歌则从5分钟砍到3分钟，保留了将近五分钟的广告时间。
这件事很快被发现，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何事忠调侃：你们卫视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别以为领导不知道。
根据薄熙来的要求，重庆卫视也加大了“红色纪录片”的播放量。2009年的“五一”，李晓枫和时任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健春在京寻找早期的红色纪录片时，薄熙来在重庆针对重庆卫视改版问题专门开了一次会议。
事后，代替李晓枫开会的重庆卫视副总裁陈正转述了当日开会的情形：当日在场开会的有：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纪委书记徐敬业，组织部长陈存根，文电局长汪俊。会上薄熙来说：“今天在场都是什么人？个个都是管你们的，看看是他李晓枫的马力大，还是我的马力大。你们卫星频道没办好，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后来，刘健春先于李晓枫获刑。2010年12月20日，重庆市第三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刘健春有期徒刑11年。
到2010年，薄熙来明确要求：不许播广告，不许播电视剧，只能播放红歌和专题片、纪录片，要建成红色频道。他提出，重庆卫视要在当下的娱乐化、低俗化风潮当中站得住、立得起，并且给重庆卫视提出十六字要求：坚持主流、提高品位、别开生面、异军突起。
李晓枫觉得自己这一年很不好过。一天，他接到薄熙来电话，要求停播一部已经播出大半的电视剧，改播一部红色历史纪录片，这让李晓枫感到难堪，情急之下，他谎称自己在北京出差，而实际上在重庆大足影视基地开会。何事忠后来告诉李晓枫，薄熙来当即让王立军定位他的手机，发现真相后“雷霆大发”。
2010年，自知地位不保的李晓枫把“中国红”作为重庆卫视的营销品牌，将整个节目编播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
一是增大新闻传播力度。在原来一档新闻联播的基础上，先后增开了早间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和经济类新闻，增开了评论和访谈节目。当年，重庆卫视每天的新闻播出总量达到了205分钟，占重庆卫视播出内容的14%，远超过以前的6%，新闻总量大大增加。
二是专题节目创办量大大增加。从2008年7月开始，重庆卫视开办了专门唱红歌的《每日一歌》；开办了讲述革命故事的《故事中国》；开办了介绍地方文化的《人文重庆》；开设了专门拨出经典纪录片的《记忆》；开设了专门传播世界地理的《纵横天下》；开办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唱读讲传》栏目。由此专题节目总量占播出量达23%，在全国省级卫视中高居第一位。
三是大大降低了电视剧的播出，由过去占传播总量的68%，下降到40%。在全国省级卫星频道中电视剧的播出数量最少。
秘书班子
撑到2011年，何事忠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2004年，他由市委常委、秘书长调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当薄熙来履新重庆时，他已经担任了三年的宣传部部长工作，觉得自己的工作得心应手。
按照分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职责，主要是协助市委书记分管宣传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市委宣传部则要协调市日报社、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和出版机构的工作。
在薄熙来和李晓枫的冲突之中，身为市委宣传部长的何事忠作为薄熙来的下属和李晓枫的上司，只得从中折冲调停。1990年代，何事忠曾和李晓枫一起在万县市担任市委副书记，交情比较长久。
他曾经亲历过薄熙来和李晓枫的一次激烈冲突：2008年8、9月，薄熙来将何事忠和李晓枫召集到办公室，虎着脸劈头就问李晓枫：你李晓枫还是不是共产党员？李只好作答：是。薄说：你应该知道纪律。这次冲突让李晓枫捏了把冷汗，而何事忠则找机会让双方搁置了争议，回到工作讨论中。
何事忠也常常因此受到牵连。一次，何事忠陪同薄熙来视察重庆卫视，话语中刚提及“收视率”，薄熙来就站起来拂袖而去。在场的重庆卫视前办公室主任张向东至今还记得何事忠尴尬地目送薄离去的情形。
按惯例，关于市委主要领导的新闻由宣传部负责。但薄熙来对自己的新闻异常重视。但凡《重庆日报》、重庆卫视关于他的内容，都要送给他亲自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后来这一流程变为薄熙来自己的秘书班子修改，宣传部不再介入。
《重庆日报》是重庆市委机关报。与面向大众的重庆卫视不同，日报的主要读者是各级党政干部。对于薄熙来来说，卫视的问题是过度商业化，日报的问题则是不能及时准确的传达市委精神。因此他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负责文稿的书写工作，甚至自己修改，改得面目全非。以《重庆日报》一位负责人和几名记者为基础，囊括了当地其他媒体几名记者，一个名为“肖竹”的采写小组就此成立，专门负责跟写市委书记的报道，并最后送市委办公厅修订。
重庆卫视的新闻也是这样，每条和自己相关的片子都要送给薄熙来亲自审，这导致有关市委书记的时政新闻都会比以往推迟一两天时间播出，因为要留出审片时间。
2010年以后，薄熙来主要管文稿，一位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则负责审查卫视报道，规定日报的稿件出来后卫视再播新闻，以保持一致性。这位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调到市委办公厅任职，成为薄熙来秘书班子中宣传政策的重要助手。
宣传部在薄熙来时代的最受其认可的一项工程是《读点经典》系列丛书。这一由薄熙来亲自倡导、策划，何事忠担纲的丛书每月一辑，共出350辑，累计发行超过2000万册；同时开发出《读点经典》合订本、学生本、精选本、电纸书、钢笔字帖等一系列衍生产品，被中宣部等部委评为“读者最喜爱的好书”。
薄熙来为这套书作序称，“每月只一小本，但久而久之，也会令你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善，有如多种维生素片，虽每日一粒，亦可养身。”
“唱红”晚会
2009年12月，位于重庆的四川外语学院大一学生张雨（化名）挂下电话后，就在宿舍走廊上哭了起来。辅导员在电话告知她“晚会是政治任务，必须参加”。
这场晚会是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唱红晚会，被老师称为“光荣的任务”，是“为校争光”。张雨的任务是参与其中一个用五国语言朗读的节目。大一一年内，她参加了上百余场演出和排练。每次演出辛苦不说，基本上要花去两天时间，第一天彩排，第二天表演。一般早上6点就得在学校集合，坐一两个小时车到达剧院，演出期间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
一段时间后，有部分同学申请退出，都没有得到批准。学校的原则是，只要有表演，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有一次由于节目要上重庆电视台春晚，但通知比较晚，买好回家机票的同学也不得不退票。
后来以各种理由退出的人越来越多，校团委想出各种新办法，包括校级学生会干部带头、下给各院系指标、新生班集体参加等。这一活动的福利是期末考试加分，按演出次数加分系数不同，参与演出的同学由此在成绩上享受到了政治任务的福利。
唱红晚会重人数、重效果，是“唱红”的一大特征。自2008年“七一唱红晚会”大获成功后，薄熙来将这一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宣传部门每周都要组织表演。据重庆市委宣传部门人士介绍，“唱红”绝大部分活动是在公园、广场、学校、军营、社区等公共场所。集中性演出中，学生穿校服，军人穿军装，其他方面的演出人员穿日常生活服装，平时一场演出花费五六万元。
2011年6月11日至19日，重庆与中国文联举办《百花芬芳·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据组织演出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这次演出的花费并没有外界传言那么高，上千人的队伍坐的是火车，住的是普通宾馆，四天时间演出7场，总花费近600万元。
同年6月30日，在重庆举办的中华红歌会开幕式成为这场唱红运动的最高潮。这场在重庆奥体中心举行的红歌会有上万人参加，不少前国际政要出席。在《重庆日报》报道中，薄熙来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满面红光，可劲儿鼓掌”。
“新文化运动”
2010年8月，李晓枫找到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仲呈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等专家开会，研讨红色文化。结论是，红色文化不能过于狭隘。他把研讨会的报告提交市委，但没有收到回应。
随后，在重庆卫视集团的培训中，李晓枫则将红色文化解构、泛化，认为所有反应社会进步的文化，就是红色文化。李还托时任市委秘书长徐鸣转了一封信给薄，分析收视率下降的态势，薄也没有回应。
未几，2010年10月10日，李晓枫从家中被带走调查，其妻女儿后来也相继被抓，后在他获刑前被释放。
80天后，薄熙来在重庆“两会”上对外宣布重庆卫视正式成为红色频道。改版前，卫视年收入3.5亿元，收视率居全国前三；改版后，重庆市财政会每年补贴1.5亿元，收视率则迅速降至全国倒数。
2011年2月2日，薄熙来视察正式改版后的重庆卫视。他告诫说，“某些人有种误解，认为只有搞些低级趣味的东西，耍耍贫嘴、出个洋相，节目才有’吸引力’，电视才有’收视率’。这一判断并不客观。庸俗、低俗、媚俗的东西，在一定时段、对某些人群或能有些吸引力，但从长远看，不仅有害于民族心理，收视率也难以持久。”
同年9月16日，李晓枫案一审宣判获刑死缓，宣判后李晓枫没有上诉。
在三载之后，“红潮”渐落。2011年12月20日，重庆市委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基本消弭了“唱红”中的意识形态色彩，将唱读讲传纳入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唱读讲传”为载体发展先进文化。这无意间成为了“唱红”运动的休止符。此时，“11.15”案件已经发生月余，40多天后，2012年2月6日，王立军即叛逃美领馆。
在通过上述决议的会上，薄熙来说，不要害怕有人说闲话，越是这样，越有干头，待到“山花烂漫时”，就可以“在丛中笑”了。
如今，重庆卫视已完全褪去身上的红色，回归地方卫视的商业化浪潮之中。
2013年10月14日，重庆卫视宣布正式改版，称将以新闻为引领，“大剧、大活动、大赛事”三记重拳组合出击，做有温度、有态度、有激情的卫视。谁能想到，仅仅两年前，这还是一个不播广告、不播电视剧的“红色”频道。（作者是《财经》杂志《法经刊》副主编，法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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