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刚上任时，人们普遍有较高的期待
习李当政一周年之际，适逢中外高度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习李刚上任时，人们普遍有较高的期待，但一年以来，并没有看到有突破性的改革与清晰的思路，人们只能等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近期有官方研究机构的“383改革方案”出台，总理李克强也走到前台，誓言推进改革，习李新政真的会有大动作吗？
习的 “大动作”
其一是提出了一个梦想：中国梦，政治关键词在习时代有了变化，由实变虚；其二是提出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其三是密发中央“九号文件”，展开对媒体、知识界与网络大V严厉打压，要夺回网络阵地的主导权：其四是开展新整风运动，沿用的是毛时代整风方式，但力不从心；其五是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腐败，中央巡视组赴全国巡视腐败，面对普遍的腐败，只能个案清除；其六是审判薄熙来，浅审辄止，并没有对其唱红打黑造成的恶果进行审判；
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带有宣誓性质，因为是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亮相，又在国家博物馆参观百年中国展，展览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引导性，只字不谈中共建政后造成的灾难与罪错。
不仅如此，习有更大的思想“跨越”，将毛时代三十年与邓以后的三十年缝补在一起，“互不否定”，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邓时代以经济发展为硬道理，如果要寻找共同点的话，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都不重视宪法与人权，毛时代以政治方式造成人民分裂，而邓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社会贫富严重分化，毛的阶级斗争制造社会恐怖，而邓以来的权贵经济发展则造成了社会生态、道德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并带来巨大的社会不稳定。
秘而不宣的九号文件：习李新政以来另一个大动作是密发“中央九号文件”，从诸多媒体披露的内容看，九号文件规定了七不准：主要是不允许媒体与大学讲坛宣传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将这些政治理念或政治改革内容视同西方敌对势力在中国进行颠覆的阴谋，以此上升到党国安全的高度。
正是这一文件的出笼，激活了已被边缘化的中国左翼保守势力，他们通过中共中央的喉舌《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党建》杂志，《人民日报》公开批判宪政民主、普世价值与公民社会，掀起了反宪政民主的高潮。尽管习近平在不同场合说过：权为民所赋、要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也说过要依法治国、宪法的价值在于落实，而中共在延安时代就积极倡导宪政民主与司法与军队独立。但九号文件的强大的驱动力量还是使一些媒体与学者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对中共原初对民主宪政联合政府等的神圣承诺，也使人们对习李新政的政治改革持悲观态度。
审判与反贪
审判薄熙来也是一项大动作，但审判者们却不能正视其在重庆唱红打黑过程中用文革方式，违法打击各种经济实体，侵犯人权，个人用极端权力为所欲为。这次审判最终只能轻描淡写，以其在重庆任职之前贪污的二千万入罪，草草了事，习李团队不愿意深挖薄在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对其所谓的打黑造成的大量犯罪行为也没有追究，这样的遮掩使人们想到的是红色权贵集团在守护自己的共同阵线。
习近平改动的新整风运动无疑也是一项大动作：习不能进一步用宪政民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就只能退一步用毛泽东的方式来解燃眉之急，毛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也可以炮打司令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根无形的政治棍子，毛泽东运用起来就金箍棒一样可以横扫一切，一切人在他的棍子之下都可以成为牛鬼蛇神。
当习坐阵河北省委整风会议时，没有一位官员敢抬起眼睛来问一句总书记：您的自我批评稿是怎样写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
全国人大应该监督中央常委与委员，但全国人大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机构，共和国之初的五四宪法明确规定，共和国主权在民，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为什么人大沦为被领导者（橡皮图章）？因为毛泽东1957年擅自将中央常委的政治权力凌驾到全国人大之上，毛靠什么擅权？靠党指挥枪，即毛泽东指挥枪。枪杆子可以出共和国政权，枪杆子也可以出党国专制政权或毛泽东个人极权。直到1974年，又挟持全国人大通过立法，人大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在反右与文革中颠覆了共和国国体，不仅导致一系列的政治灾难出现，也使共和国体制演变成为党国体制。
习近平能不能把毛时代颠覆的人民主权恢复，将考验习近平的政治勇气与胆略，也考验新的中共领导团队。即便按照1949年联合政府建政的体制，全国人大与政协监督与领导党，党监督党政系统，而人大代表由各地选民公开选举产生，政协委员由各民主党派产生，正是这一政制被破坏，才有毛时代的政治动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乱像。
习李新政在反贪方面也有大动作，中共自我反贪，运动式反贪，却不致力于改革产生腐败的体制土壤。中纪委是一个超然于法律的机构，尽管王岐山主政中纪委打击贪腐力度越前，通过巡视制度与网站建设，也得到好评，但为什么不独立建立一个廉政公署，并接受全国人大监督，与司法部门联动。纪委反贪，因人而异，如何通过制度而不是通过个人，使国家反腐败常规化。
改革开放
人们普遍期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由核心研究机构公开的383改革方案，我们看到的也只有形而下的一些改革：土地改革、户籍改革、金融改革、行政机构简政放权，甚至还有检察与司法部门由中央垂直管理，这一方案只是在经济与行政领域有一些变化，这些行政领域的改革如果成功，则可以释放一些经济活力，使中央法治威权得到一定程度强化。
但当政党本身的改革与开放呢？党在中国拥有绝对的权力：党领导司法、党领导军队、党领导宣传与垄断真理、党领导所有干部、党管控社会、党垄断信仰与梦想、党还垄断教育与知识，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党不用改革与开放。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当政党犯的灾难性罪错，都与权力绝对集中独裁有关，改革的钟声为什么不能在新华门前敲响？人民要通过竞争获得生存保障，党为什么是例外？党既然有三个自信，为什么害怕政治市场化与公开竞争？党犯过的罪错，如何公开，如何忏悔，并向国民谢罪？党如何保证不重犯反右与文革罪错？党如何保证最高权力不被野心家篡夺？党的中央领导人，如何定期公开向全国人大批评与自我批评？
习李新政以来，大动作从没有断过，但这些大动作都是维护威权，甚至越过法律底线来打压异已，而383改革方案，也只是为了强化当政党威权，如果当政党是为了国家人民而改革，那么，首先要改革的是中共超越法律的特权，把国家主权还给人民，全国人大应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让每一个公民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获得宪法赋予的言论、集会、结社、信仰、免于恐惧的自由。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而只致力于中央集权与个人威权。
（责编：路西）
作者：吴祚来 旅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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