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萧功秦: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再出发

  
政治权威是否有利于推动下一轮改革?中国经济红利怎样持续?社会自治与政府管制又如何协调?12月8日下午,萧功秦、华生、江平齐聚凤凰大学问沙龙第二期,与200多位现场观众一起探讨中国改革的新方向。

   中国新权威主义代表学者萧功秦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改革再出发》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认为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它的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

   新权威主义虽然带来经济起飞,但萧功秦也指出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是与政府主导者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企业、利益团体在改革转型中的获利机会更大,并且利益固化,导致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国企病、三公消费膨胀与朋党式的腐败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激进西化的的”茉莉花”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理解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整顿网络环境等,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萧功秦认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从政治学上看,”如果邓小平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习近平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与其用”政左经右”来表述习近平新政,不如用”铁腕改革”更为合适。

   以下为演讲内容:

   从新权威主义视角看中国三十年变革

   作为历史学者,我在开场白里要说几句带有历史感的话。第一句话,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来看,改革开放这35年,应该是170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第二句话,从两千年的历史来看,我们这个民族从35年以前的人均350美元到现在的5000美元,这是中国自孔夫子以来的80代人中,只有我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让一个民族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曾有新加坡学者对我说,中国现在的国运很好,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事实。

   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形成的历史选择,与一个人的关系非常巨大,这个人就是邓小平。他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中国后来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四百多页,在我看来,其中的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第一句,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第二句话,要让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就必须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的思想逻辑是,通过坚持共产党执政地位来保持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实现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这四句话构成了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关键就是两点,两个界限:一是共产党的权威不受挑战,谁挑战谁就是自由化;二是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什么所有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借鉴什么所有制。这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邓小平作为改革家,他拥有三种可贵的政治资源:首先,他是一个元老派,而元老派一旦成为集权体制的改革家,其意义就极为重大,历史上大部分的改革家是少壮派。少壮派思想新锐但却缺乏政治经验,往往书生误国,导致改革失败,戊戌变法就是例子。而元老派一旦成为改革家,就拥有了少壮派精英所没有的三大政治优势,第一,他具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有着敏锐的政治分寸感与行动的边界意识;什么事情该做,做的边界在哪里,他非常清楚。邓小平的政治经验是在五十年的共产党革命实践中产生的。第二,他具有极高的政治威望与号召力,这使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去推动难度极大的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克服改革的障碍。即使有失误,也有足够的权威资源继续领导改革。第三,他具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建立改革动员体制。因为这三大政治优势,使得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大大下降,政治稳定得到保证,使他上面的四句话能在政治实践中得以落实。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大关键。

   从政治学上看,这种改革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可以称之为”新权威主义”的发展模式。新权威主义,从政治学上说,就是指后发展国家中那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或强人政治。有一位领导人曾经谈到他对邓小平的了解,他概括邓小平就是两句话:第一,共产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第二,只要能让人民生活好起来的所有制都可以采取。只要坚持这两个原则,在逻辑上就可以引申出新权威主义,并在历史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为一种新权威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事实上,据有人回忆,邓小平本人后来也说,他就是”新权威主义者”。)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击败了两种对改革的挑战:一种挑战来自于右的激进西化派,八九事件后,激进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此后,第二种挑战又迎面而来,那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左的一套的党内保守派开始活跃起来,1992年以后,邓小平通过南方讲话,拔乱反正,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左右两种政治势力先后被边缘化以后,中国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秩序就基本形成了。

   通俗地说,新权威主义者就是铁腕改革派。他既反对左的保守势力,也反对右的西化自由派势力,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用铁腕进行渐进市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现代化与向民主政治软着陆。凡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就是新权威主义。

   邓小平坚持的方针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改革政治学上分类,就是一种开明的新权威主义。曾经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去年在上海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曾问我说,他不太理解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按照他所理解的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中国又不太像。而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全世界都有,谈不上是中国本国的特色。

   我对他说,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而发展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特色。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的时候,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搞市场经济,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搞市场经济,当然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时在座的《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作者傅高义,他表示很同意我的观点。可以说,新权威主义是一个发展政治学的概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政治学上的表述。

   我们可以从新权威主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如下简要的概括,如前所述,在邓小平时代,邓小平通过他的四句话,三个法宝,应对了二种挑战,即左右两极的政治干扰和挑战,实现了一个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以后,是江泽民朱镕基时期(编者注:以下简称江朱时期),正是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框架下实现了经济转型,也就是说,一方面,坚持执政党地位不受挑战,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江朱时期这十几年,做成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分税制,通过”交够国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税收制度,调动并激活了全国三十个省市的多元竞争活力。

   第二件事,就是实行了”管理层收购”为主要特色的国营企业转制,通过管理层收购(MBO)使产权明晰化,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利益主体,企业与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得以被激活,从此银行坏帐这个无底洞也就解决了,中国成为了市场经济国家。

   第三件事,那就是加入WTO,中国优质劳动力与经济改革相结合焕发出的经济竞争活力,从此”打遍天下无敌手”,让中国的GDP成为世界老二。

   众所周知,没有国有体制改制,没有加入WTO,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在的中国经济繁荣,然而,如果没有新权威主义制度作为保证,这两件大事也做不了。当然,为了实现经济转制,中国有三千万工人下岗,他们为我们民族的经济转型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要永远感谢他们。用一位参与这一工作的老干部的话来说,下岗是残酷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做成了这件非常难做的事情。在多党民主体制下,强大的工会早就把所有的下岗提案否决了,要完成触及那么多人的利益的事,是根本难以想象的。

   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时期,正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起飞,并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

   三十多年的中国改革史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邓小平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中国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基础;江泽民时期在这一新权威秩序下,实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胡锦涛时期在经济转型基础上,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

   如果把中国和苏联改革做个比较,就会看到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传统大型国家改革的优越性。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务实的渐进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成功;那么,苏联改革的失败,则是浪漫的激进民主自由主义模式改革的失败。苏联改革本来与中国一样,完全可以成功,但他们采取的却是注定失败的错误路径。戈尔巴乔夫采取激进的政治民主化路径,放弃了苏共对改革全面的可控制能力,导致苏共的瓦解,从而失去了改革的主心骨与主导力量,叶利钦执政后,采取一步到位的经济休克疗法,他们认为,”因为一个人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河,所以必须一跳过河,一步到位。”他们采取的五百天沙塔林计划,不是根据现实的可行性,而是根据他们认为的激进改革的必要性来决定改革路径。其错误可以用另一个比喻来说明,那就是,”飞机不可以在飞行途中换发动机。”

   苏联采取错误路径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只要举苏俄政治精英自己后来说的话,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苏联那些政治精英们事后确实感到后悔,戈尔巴乔夫在90年代曾对采访他的中国记者谈了一句心里话,他说”加强党和国家对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他说,”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条件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让少数人一夜暴富。让赤贫者数量远远超过过去,是灾难性的错误。”

   叶利钦在辞职的电视演说中也向全国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忏悔。他说,”我在辞职时,有一句话必须要告诉俄罗斯人民,我对不起你们,我曾经以为在一夜之间可以通过举手之劳,俄罗斯就可以告别极权黑暗的过去,进入光明富裕的未来,我的想法落空了,想得太天真了,事情要比我想象得复杂得多。”

   三十年改革中的矛盾导致左右极端思潮重新活跃

然而,事物总具有两面性,中国第一波的新权威主义这种转型体制,也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政府主导型的、由国家引导的市场化过程,这样,与政府部门密切有关的企业、单位、官员、法人与利益集团,在培育市场化的过程中,利用本身与政府关系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获利机会,这种利益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固化与垄断化,于是形成结构性的”近水楼台效应”。由此而产生社会不公、腐败、各种矛盾与问题,我在《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中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五种基本困境。它们有: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有病、朋党式的腐败、三公消费膨胀与文化创新力的弱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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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21日 下午 10:30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