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余世存：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

　　
促使我来写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9月15日的示威游行。那一天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日游行，虽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它的内容和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它称得上一次对弱势民众和商家的“打砸抢”。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中日经贸关系的损失几达天文数字，更重要的，它公开了我们国人族群的“撕裂”，即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是不可通融调和的。几个月后，遇到一地方官员，闲聊起来，他说自己要买车，心有余悸，虽然喜欢日系车，但给他一个胆子也是不敢买的。从某种层面上说，915事件表明，有相当多同胞的人生社会表达仍停留在本能盲从阶段，其心智和人生世界较为狭隘。

　　 这跟我对社会的认知相差无几，即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虽然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相当多人仍是“睁眼瞎”。在这些人的心中，敌我、阴谋、你死我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亡我之心外皆有之……等等是世界的常态。他们就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妹妹一样敏感、自我神圣而不可侵犯。他们生存的边界具体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抽象到对领袖、圣贤、国家一类自大说辞的口头捍卫，他们的暴戾和暴力避开一切强者而施于弱势。

　　 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人最为健康开放的个人、家庭形态。很多暴民或说仇外的爱国同胞，他们自己多半是仍对人生有着最切实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拉板车的人力车夫希望攒钱到北京看一看，开花店的年轻人希望到国外看一看，工人农民的家庭希望孩子到北大清华上学能不自卑，有条件的中产家庭希望孩子到国外上大学，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则希望移民，不能移民的则希望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国或至少给孩子买上放心奶粉……这不是我们社会最为正常的“怪现象”吗？

　　 我们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什么是人生社会的高地，从这些现象中不都看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有这种中国人心理，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理性和历史现实的检验。只要人生的终极高地仍在自由发达社会，我们自己、亲友乃至国家领导人的亲友，就仍把那里当作奋斗目标。而这中间的任何形式：公务员、成功人士、社会贤达、最高权力、倾国倾城豪门等等，都只是通向终极高地的跳板。

　　 就是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当代人尚未学会如何爱自己的土地、国家和人民。

　　 在这方面，被晚年的毛泽东称作“老朋友”、“爱国的”蒋介石算得上是一个典范。

　　 (一)

　　 由于我们对蒋的误会极深，因此对蒋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众多的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忠孝，忠的方面，他从身边人开始，陈其美、孙中山，一直到国家鼎器，到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福祉，他一生基本上做到了尽忠，并进行了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我们现代中国的国家领袖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骄傲。

　　 蒋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毛几乎是蒋的反面，蒋是阳刚的，毛是阴柔的；蒋是理智的，毛是诗性的；蒋是精英的，毛是民众的；蒋是君子的，毛是百姓的……他们二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现堪称造化之手推出的并峙双峰、双子星座，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这些在场者，并给我们教益。我曾经说，蒋和毛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是顿悟的惠能大师。蒋和毛还一如同时的文化巨子，鲁迅和胡适，蒋是健行不已的鲁迅，毛是笑嘻嘻的胡适，因此，蒋会排鲁亲胡，毛是排胡亲鲁，虽有他因，仍可说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之故也。

　　 蒋和毛的人格、禀性之别也深刻地代表了我们国人的集体心理状况。惠能的胜出跟毛泽东的胜出一样，虽然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但仍多少反映我华夏民众不务繁琐、不求理性，爱走捷径、爱好简单。胡适的胜出跟毛的胜出一样，多少反映我国人不愿或少愿反思、不愿进行理性得晦涩的思索修练，而愿亲近大白话、简单明快、喜闻乐见一类的心理。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和毛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它的跃进、超英赶美、神通、法术不仅是笑柄，而且是灾难。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中国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这样的文稿让人确信，六七十年前的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

　　 蒋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而蒋在晚年修成正果，更非顿悟派所能比，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是毛成全了蒋，使他修身修德更为精进。蒋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二)

　　 人们注意到，蒋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也让自己的同胞获得。蒋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他三次下野，多在众望所归中复职。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成为华人自由世界的保护神。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公。王鼎钧对台湾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王鼎钧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今天大陆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而钱穆先生自己更是对蒋充满了感情，蒋去世时，钱穆说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至于对真美美的追求，更使得蒋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公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宋明以来的儒释道合流，到了近代，是儒释道耶回等五教众教合流。这样浩荡的文化力量，蒋公是出色的表现者。他向我们预示，未来文明人的信仰，是非原教旨意义的全球信仰，即我们都是儒教，未必是儒教徒，我们都是佛子，未必是佛教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未必一定要做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公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