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丛日云：中国网络民粹主义表现与出路

　　 2013年左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与区别

　　 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新左派（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不同，它没有成熟的、系统化的理论，只是一种立场、态度、情感和行为方式。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政客和社会名流持民粹立场，但它主要弥漫渗透于社会普通大众当中。前几年，民粹主义曾不时走上街头和其他公共场所，但在2013年，民粹主义主要活动场域仍然是互联网。网民的民粹主义仍以左翼为主体，他们以各大门户网站新闻栏目的跟帖、左翼和民族主义倾向的论坛为主要阵地；右翼民粹主义主要活跃于右翼倾向的论坛；在微博上，右翼比左翼更活跃。

　　 一般说来，民粹主义都秉持平民立场，仇官仇富，敌视精英，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有很明显的区别。

　　 左翼仇富甚于仇官，虽仇官却亲近政府；右翼仇官甚于仇富，由仇官而恨乌及屋，仇及政府。左翼大多来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感受着窘迫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但他们相信国家形势向好；他们觉得与自己直接打交道的官员都很坏，但高层领导都英明伟大；在他们周围，都是具体的权力的专横、腐败，但他们仍拥护抽象的权力模式；虽然他们对现实有许多不满，但在与他们所了解的外国相比时，对本国现实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右翼更多地感受到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受到侵犯，他们之仇官，是仇恨官员身后的专横的权力，他们攻击具体的官员，是要证明权力体系之恶和政治变革之需，他们习惯于以黑色的眼睛看待现实，倾向于相信所有坏消息都是真的，其实他们只相信他们需要的消息，他们以外国的好衬托中国的坏，他们急切希望制度的变革，甚至期待以泄愤、报复的方式实现补偿性的正义。

　　 在民粹主义反精英倾向的影响下，“砖家”、“教兽”的贬称成为互联网的常用语，在医学等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网民大规模越位，围剿专业人士，迫使许多专业人士噤声。左翼民粹主义者以自己有限的知识、甚至失真的信息判断专家，右翼则以是否依附于权力来判断专家。

　　 可以说，左翼民粹的问题在于知识缺陷和缺乏健全的判断能力，这使他们认同使他们利益受损的权力体系；右翼民粹的问题在于偏激的立场，缺乏宽容妥协精神，缺少建设性态度。

　　 从行为方式上看，民粹主义都有非理性的特点，但左翼比右翼更好斗。左翼的目标很保守，但行为方式更冲动、更暴戾； 右翼目标较激进，但行为方式较左翼要温和。

　　 李某某陷入“轮奸案”成为左右翼民粹共同表演的舞台。尽管此案争论的关键是事实的认定问题，但不掌握充分信息的大量网民选择了他们需要的事实，拒绝其他声音，群起围攻为李某某辩护的专业人士。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李某某父母显赫的地位，他们将对李某某父母及所代表的身份的仇恨发泄到李某某身上。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提出的改革举措，超出左右翼民粹主义的想象。对左翼而言，由他们所依附的权力放弃了一些他们所支持的政策，采纳了一些他们所敌视的政策，这令他们处于尴尬境地，除少数人表达了不满外，大多数人陷于失语，甚至有人转而为改革政策唱颂歌； 对右翼而言，他们所不喜欢的权力对他们的部分要求作出了积极回应，这部分地化解了他们的敌意，软化了他们的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反腐的大动作，同时在不同程度上都缓和了左右翼民粹仇官心理。不过，民粹主义的深厚基础没有受到冲击，它仍然是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是网络民粹主义，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民粹主义看起来好像是下层民众参与了公共事务，有了发言权和影响力，甚至主导了政治的进程。但是，民粹主义与各种类型的现代威权政治、极权主义是两极相通的。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健康的民主是普通民众获得作为政治共同体平等的一员、作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由普通民众选择和监督精英，然后由精英制定国家公共政策。在精英与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有张力、有弹性的平衡，这是比较健康的民主。如果精英被彻底边缘化，民众直接走到前台，制定公共政策，这种没有精英引导的民主往往是民主的一个怪胎。因为在现代政治结构中，精英起着特别的作用：对上制约着领袖，使之不足以走向独裁；对普通民众，还有引领和组织的作用。所以精英在历史上作为领袖和民众之间的隔层和纽带，是不可或缺的。领袖、精英和民众适当的关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

　　 从世界范围来说，民粹主义主要兴起于社会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场合。当一方面是权力和经济的寡头，另一方面是贫困的、无权的大众的时候，这种哑铃型的社会最容易产生以盲目的仇官仇富为特征的民粹主义。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为民粹主义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但仅这个因素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在中国，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缺乏落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了新媒体——互联网，加上中国这些年教育的大普及，数以亿计的普通民众突然之间涌进了公共领域和政治的竞技场，开始对国家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表达诉求，施加影响。所以，中国的民粹主义主要是网络民粹主义。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历史上没有先例。

　　 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准备和训练不足。在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历史程序一般是这样的：最初只有贵族才有参与权，然后下放到富裕的平民，然后再下移到有财产的、能纳税的平民，最后是全体的成年男人，直到少数民族和妇女。大体上，西方的民主化进程是这样自上而下一点一点扩大的过程。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有时候这一步就是几百年或几代人。这个过程的要点在于：让有能力参与的人参与，并且在先前精英奠定的民主框架内参与。我们舍去了这样的过程，仿佛要把人家上千年的历史在数年中来完成。

　　 第二，我们的教育有缺陷，没有培养出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我们的公民已经能够在网上发表言论，影响国家公共事务了，但他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大众媒体传播给他们的信息有极大的缺陷。他们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多元的和平衡的信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价值观的教育，更没有学会以理性的方式表达和沟通。

　　 培养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是消解民粹主义的唯一途径

　　 尽管网民的参与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在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时代，社会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以封堵公民参与渠道的方式来压制民主进程。政治发展理论认为，参与带来不稳定，但制度化参与带来稳定。将参与纳入制度化轨道，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唯一途径。

　　 如上所述，主要是互联网之外的场域造成了网民参与的缺陷。所以，我们的出路就是：

　　 第一，开放其他公民参与的领域，让公民在参与中学会参与。

　　 应该说，互联网也是公民参与的学校，中国的公民是在互联网上首先学习和尝试参与的。但仅仅在互联网上的参与是不够的，且在其他场域不开放的情况下，仅仅在互联网上，作为网民来参与，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就需要进一步开放其他领域的公民参与，使网民不仅是虚拟空间的公民，还要成为现实空间的公民。在单位、基层、地方的层级上，在独立的公民志愿组织（NGO）中，在各非政治领域里，都能够广泛参与，使他们在参与中学会参与。在他们有了在这些场域的参与经历后，再适时开放国家层面、政治层面的参与。

　　 在现实的参与中，公民们会组织起来，从中产生受到信任的精英。民众与精英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公民们的投票会产生实际的公共决策，这会培养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意识。为了达成公共决策，他们也要学会倾听他人、尊重他人的利益，学会克制、讨价还价和妥协。只有在这个时候，网民才会成为负责任的、具有参与能力的公民。

　　 第二，开放教育，使网民受到健康的公民教育。

　　 要使网民成为具有现代文明教养、充分知情的、有健全判断能力的公民，就需要开放教育。如果不开放这些领域，我们的公民不能获得多元化的平衡信息，不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就会凭着被灌输的满脑子偏见和虚假信息在网上发言，影响公共事务。更为严重的是，数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和媒体向民众一边倒地灌输国家主义观念，缺少对仁爱与和平的价值、尊重个体的价值的传播，缺少对暴力的反思和批判。这些价值观念都或隐或显地支配着网络民粹主义的言论，使民粹主义的网民参与显露出不祥的前景。

　　 总之，将网民培养成合格的、负责任的公民，是消解网络民粹主义的唯一途径。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