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群众路线,习近平强调,这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围绕着怎样才能更好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深入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主题,笔者拟就以下十个问题谈谈基本的理论观点。

   一、什么是群众?

   群众路线的核心词是”群众”。那么,群众是谁呢?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群众”这个概念的涵义呢?在汉语中,群,是指人,也包括牛、马、猪、羊等在内的集合体。例如人群、牛群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群,辈也。”又:”辈,若军发车,百辆为一辈。”由此可见,群即多的意思。众,也是指人或动物很多的情形。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众的释义是,”众,多也。”《国语?周语》曰:”人三为众。”《荀子?劝学》曰:”树成荫而众鸟息焉。”正因为众为多,所以就经常用来指平民百姓。《后汉书?杨终传》曰:”安土重居,谓之众庶。”这里的众,就是民、庶民、芸芸众生。把群和众这两个字合起来使用,便称之为群众,但它已经剔除了其中的畜兽动物的内容,而专门指人类自身了。群众这个词,在古代也早已出现,指的是普通的人民大众。《荀子?劝学》说:”群众不能移也。”《史记?礼书》说:”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宋代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道:”尚可以鼓舞群众,使有以异于后世之人。”

   由此可见,群众,指的是平民百姓。这样的平民百姓在权力、收入、声望方面,一不担任干部职务,或者尽管他们加入政治党团了,但也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二不是高收入者,虽然他们中有的生活比较富裕了,但也不拥有巨额财产;三是与一些社会名流相比,他们个人绝没有显赫的名声。从群众的人数来说,一个国家的群众可占有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例如,根据剑桥中国史的有关数据,近代中国的群众人数占到总人口的95%。而在现时期,按照前不久去世的著名的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所作的当代中国社会十个阶层的分析,除了排在前四个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之外,后六个阶层,即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都属于群众的范围,他们占到了总人口的90.7%。从群众的分布来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基本只分为上、下两层,则群众拥塞于社会的下层或底层;而在经济文化发展的国家里,社会可分为上、中、下三层,并且”两头小、中间大”,那么,群众则充盈于社会的中、下层。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所说的要依靠的群众,就是占了人口90 %以上的处在中、下层里的人民大众。

   二、怎么看待群众?

   在人类思想史上,由于历史唯心主义曾经占了统治地位的原因,向来把群众当作举止粗鄙、地位低下,甚至面目可恶可憎、无可药救的群氓、阿斗,对群众所加的议论,多带有贬义。《荀子?修身》说:”庸众而野。”唐柳宗元的《柳河东集》称:”群怪聚骂。”明李渔《闲情偶寄》主张要”以避群害。”而社会流传的语言中也多含有对群众的轻蔑,如:群儿(一群小儿),群枉(一群奸邪的小人),众伪(种种假象),众群(各种邪恶),众医(一般医生、庸医),众口铄金(形容舆论影响的强大或比喻人多口杂,足以混淆是非)等等。儒家公开主张,群众就是供驱使之用,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不但中国这样,国外亦如此。《新约全书》中的《马可福音》第五章第8、9节,记载着关于污鬼的事。耶稣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然后,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污鬼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多的缘故。”很显然,群众在宗教社会里,是被贬称为污浊肮脏之鬼的化身。在西方进入近代社会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仍然把人民群众看成是社会的溃烂、浓疮,是一群值得同情和怜悯的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大众,需要等待着一些天才者和救世主对其进行施救。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史观。直至此时,”群众”才获得了伟大的品格,赢得了应有的尊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这就是说,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主人,也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动机,恩格斯说,”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256页)。历史唯物主义把封建帝王将相和资产阶级统治者赶下了历史舞台,确立了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历史地位,这是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共产党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但仍有一些干部没有解决好站稳群众立场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错误的对待群众的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对群众的认识相当粗浅,群众嘛能用就用,不用时就拉倒,这是采取了机会性的态度;第二种是,对群众的认识非常不好,不过是把群众路线挂在嘴巴上说说而已,其实是束之高阁、根本不用的,这是采取了排斥性的态度;第三种是,对群众的认识十分恶劣,可以说是蔑视群众、指责群众,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这是采取了蔑视性的态度。我们试看一些例子,2011年8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福建省长乐市环保局局长陈桂光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公然称局长的电话群众不能打,这位局长愤愤然地说:”不要打我电话,一打就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当记者问道:”群众不能给你打电话是吗?”这位局长肯定地回答:”当然不能打电话,我电话为什么要让你打。”显然,这位局长认为,群众算什么?我这个局长的电话,只有同级干部或者上级领导才能给我打,真是活脱脱的当官做老爷的做派。再则,2013年5月20日,河北省兴隆县国税局半壁山分局局长张钛铭宴请该县孤山子镇书记梁文勇等人,梁文勇边吃边说,群众”手里端着米饭,嘴里吃着猪肉,最后还得骂你娘。老百姓就是这副德行!不能给脸,给脸不要脸!”梁文勇的这一番话表明,我们对干部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真正解决思想问题,仍然显的多么的必要和重要。

   三、群众在哪里?

   群众在哪里?当然在人类的世界里。但问题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而是两个世界。第一个世界就是现实世界或真实世界;第二个世界就是虚拟世界或网络世界。由于出现了这样两个世界,群众也因此分为两个最大的部分,一为真实世界的民众,一为网络世界的网民。网络世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它具有四个特点,其一,广泛性,网民(Netizen)是1993年出现的一个新词汇,但仅仅20年间,我国的网民就达到5.91亿人,其中手机网民4.64亿人。这是新崛起的具有空前影响力的群体,其中包括具有号召力的网络意见领袖。其二,普及性,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44.1%。其三,快捷性,在空间上,是”零距离感”;在时间上,可以瞬息到达。其四,开放性,每天24小时都提供服务。

   现在,我们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要充分联系和依靠这两个世界的群众。我们在真实世界里,深入群众当然就要”从田里来到田里去”,”从工厂里来到工厂里去”,还有其他等等。而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就要”从网里来到网里去”。目前,各级党委、政府及党报、党刊都开通了自己的网站,为我们实现”从网里来到网里去”创造了条件。这次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就及时开通了”群众路线网”,成为一个联系群众的很好的平台。既然网络世界有群众,我们的领导和干部就要更加注重于倾听网络民意,从网络中察觉动向,寻求思路,善于在网海中游泳,驾驭风浪;也要更加有运用网络的战略意识、战略头脑,能够居于网络的中枢地位,建立网络式的领导,具有网络指挥运作的能力。可以说,在网络时代,谁掌握和拥有了网络天下,谁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有这么一句话,”上班就要上网”,这是千真万确的。一方面,我们上班,是要面对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上网了,就能拥抱网络世界。这两个世界我们同时拥有了,才能做好领导工作。网络,也包括手机上网,我们的领导和干部都要掌握,否则就落伍了,甚至是危险的。

   四、什么是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8至1929年间。1928年7月,党的六大制定的《政治议决案》规定,”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年10月,李立三根据六大路线的精神和要求,在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首先提出了”争取群众路线”。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显然,李立三关于”争取群众路线”的提法,已经高度接近于”群众路线”的概念;”到下层群众中去”的主张,也表达出了”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内在道理。此后,由周恩来在1929年9月28日主持和审定下写成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页)为此提出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页)并且强调,”筹款时要用群众组织去执行……经费支配亦要顾及群众组织,与其共同支配,一切经费的开支应多用在群众工作之支付上”(《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37页),”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但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9页),”对于需用品可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页)。这封信所阐述的党、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以及前后三处明确地提出”群众路线”的概念,表明是周恩来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也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说明了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即党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深入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谋利益。同年12月,毛泽东据此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5页)推动了群众路线在实践中的应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走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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