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他的思考不沉默

他的思考不沉默

对话著名法学家贺卫方

作者：李香玉　实习生
韩煦

2013-12-30 新金融观察报

采访地选择了万圣书园里的醒客咖啡，“醒客”即thinker。贺卫方曾说：“不管未来怎样，我至少不会放弃思考。”而思考者往往是痛苦的，更何况贺卫方是个不愿沉默的思考者。

他是一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他认为，“学者的使命是真理，无论涉及历史研究，抑或政法言论，都应忠实于历史真相以及知识与思想的本来面目。”

《逍遥法外》是贺卫方集十年思索而成的最新随笔集。一个法律学者著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怪异。但当你走进他笔下的“书中景色”“读史阅世”“话语千叶”“士林观望”“逍遥无地”等领地，体味那些或从社会中来，或从历史中来，或从读书中来，或从思考中来的细腻思考和优雅文字的时候，你就会认为“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的是别具一格，再合宜不过。

警惕“微博综合征”

新金融：与大多数学者相比，你对网络的使用可谓游刃有余。你的网名“守门老鹤”也不胫而走。

贺卫方：其实在有些方面我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事物。电脑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有段时期比较抵触，我觉得用电脑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机器的味道。手机也比一般人要晚用了两年左右。

网名“守门老鹤”语出《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形容诸葛亮住处的诗句“叩户苍猿时献果,守门老鹤夜听经”。初衷是希望博客成为思考的一块净土。现在感觉更多的是一种自我矛盾吧，一方面觉得想象中的那种世外桃源、清静无为的生活是很美好的；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俗不可耐的世界也不错。

新金融：你每天基本都会发3条左右微博。如何看待微博对人们的影响？

贺卫方：我还算发得比较少的，将近三年发了3000多条。微博确实比较费时耗神，但忍不住还是想去看一看，比如写东西的时候，写一会儿就想去看看微博上的评论，它会减少静下心来写东西的时间。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微博综合征”的小文章，里边就提到，眼睛花得越来越严重，静心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总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用140个字写清楚，所以写长文章的冲动会越来越低。并且长文章是需要有一定积累才能写出来的，但有了微博，就常常一有灵感就发出来，变得没有那种喷薄而出的感觉。

另外，微博导致了人们知识的趋同。大家知道的事情都差不多，聚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没有以前大家相对隔绝了很久突然见面，有很多话说不完的那种新鲜感，所以大家坐在一起聊天的愿望也变得小了。有些人对这些工具太依赖了，聚会时一会儿就要发个微博、微信之类的，甚至影响到了一些必要的社交礼仪。

最重要的是，它会妨碍你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世界，它会导致原创性的思想越来越少。大家会容易满足于这种浮光掠影的东西，甚至对更年轻的孩子有更多（不好的）影响，这点还是挺让人忧虑的。

游历在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之间

新金融：1978年偶然的机会你进入了西南政法大学，何时真正感到了法律的魅力？

贺卫方：大三的时候，有一门民法课，老师是民国时期的一位老法官，同时也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他讲的民法太生动了，民事法律关系、不同国家构造模式、法律行为是如何构成的等一系列问题，都能用非常生动的比喻和举例等方法讲给我们听。从那时起我就觉得民法是一门非常了不起的学问。后来又读了一些西方法律史方面的书籍，觉得如果法学也是科学的话，那么民法一定是其中最科学的。

新金融：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一名知识分子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与学术追求既冲突，又互补，对于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你有怎样的体会？

贺卫方：其实有不少教训。如果完全不关注外界，只闭门思考、阅读、写作，也许在所谓的“硬成果”方面会比现在要好，固然深刻挖掘此前人类相关的知识领域，对社会本身的观察也会带来自身独特的经验，能够展现出一种独特性，体现出与别人的不同。但是“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我也越来越相信学问不是通过某种纯粹的形式去衡量的，不是说从很多角度去分析、引用很多东西才是真正的学问，运用自己的知识积累和独特的视角以及感悟力去把握自身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并给这些问题一些有原创力的分析和回答，这就算是学问了。

新金融：这种“合理冲突”也许正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所稀缺和迫切需要的。比起

学术问题，更多的人还是会关注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发声。

贺卫方：是的。但有时会有一些周期性的心理上的小问题，可能别人就会质疑你像样的成果并不多。现在学术上的量化管理会逼迫你不断地写东西，哪怕只是一些垃圾。也有一些人会觉得学者过多关注社会事务是不务正业。社会的知名度高了，也可能会遭到同行的一些“不阴不阳”的言论攻击。所以都会有一些压力，当然这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选择和判断，如果自己决定要走这样一条道路，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

新金融：你在1997年出版的《法边馀墨》和最近出版的《逍遥法外》，这两本随笔集可以说都游历在法学与文学之间，而且文风很讲究。

贺卫方：我从小就有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梦想——当编辑、记者，读高中、大学时，喜欢写一点东西，想发表的愿望比较强烈，对于报章文字也一直很喜欢。后来到大学里工作，就比较重视充满脚注、篇幅较长的学术性文字。我个人慢慢意识到这两方面还是需要兼顾一些的，所以喜欢写一些篇幅较短、可读性较高的文章。甚至我会觉得这两者应该有一些呼应，比如短文章里也要有学术的含量，长文章里也要有随笔的风格，学术文章写得故事化也是非常不错的，这是我现在正在探索的，比较适应时代的一种写作风格。

新金融：《逍遥法外》中有专门访书的章节，到某个地方都会去逛那里的书店吗？

贺卫方：我很喜欢逛书店，一个城市如果有很好的书店，这将是我对这个城市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如果这个城市没有好书店，那对我来说就不可爱了。

新金融：进入一家陌生的书店，你用怎样的感觉或标准选书呢？

贺卫方：有时进书店就是为了呼吸一下里面的空气，只是随意浏览。当然对我来说最有魅力的还是旧书店，像日本神保町180多家旧书店，真的会给你带来惊喜。这两年我一直对日本的“开国”，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带领四艘军舰打开日本国门的所谓“黑船事件”等特别感兴趣。过去只是读一些中文资料或者翻译成中文的日本资料，这次去神保町的一个旧书店，买到了佩里写的日记，英文版的，后来又买了日文翻译的版本，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日本早期开放过程中背后斗争的书籍，一下子就觉得太有收获了。往往这样大有所获的时候，自己就会在回来的路上买一瓶红酒，一个人边喝红酒边享受一番，还会及时在微博、博客上与别人分享这种喜悦。

最近正在读日本学者与那霸润的《中国化的日本》，与那霸润是1979年出生的，很年轻，但很有见地。我现在正关注的问题，就是中国文明和日本文明的一些差异。

应让公众感受到法治的魅力

新金融：往往一些案件过去之后却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警醒。如果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适时做出一定解读，是否会起些作用？

贺卫方：当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发声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专家的影响力反而会降低。因为信息量太多，大家不容易判断，不像所谓的贵族时代，写作是需要焚香沐浴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写作是非常随意的事情，大家可能一边抽着烟、喝着咖啡，一边写作，而且随时都能发表。

新金融：公众更多是从道德层面去看待一个法律事件，很少有人会从法律角度去分析。这对于建设法治社会是不是一种缺憾？

贺卫方：很多事情都是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但是司法部门没有很好地让公众感受到法治的魅力。民众对很多法律判决的结果会存有疑惑，如果司法部门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疑惑，会是一种很好的普法教育。普法教育就是在让大家能够在案件中感受到法律不是随意的，法律是讲理性的、讲证据的。

应以正面方式鼓舞人性

新金融：你早就提倡废除死刑，但死刑的存在是否也具有一定合理性？死刑对人的威慑作用究竟有多大？

贺卫方：死刑对于其他人的影响是挺难判断的。一般人听到某犯罪分子被判死刑，会说这个人该死，但如果真的亲眼看到执行死刑，会感到非常难受，甚至呕吐不止。过去人们相信死刑的威慑作用，但死刑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无论是否存在死刑的国家，都没有数据表明废除死刑犯罪率就提高了，保留死刑犯罪率就降低了。英国人曾经做过研究，英国过去对财产犯罪处罚非常严厉，盗窃不是很大数额的财产就要被砍头，但奇怪的是，小偷却喜欢去行刑现场偷盗，因为那里会聚集很多人，大家驻足围观的时候正是小偷容易得手的时候，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死刑对人根本没有多大威慑力。

新金融：站在施害者和被害者不同的立场上来看，死刑本身也是一种矛盾，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这种矛盾？

贺卫方：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只能说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杀人者是可恨的，但是国家要杀一个人也是很残酷的，只不过国家会说：“我不允许你杀人，你杀了人我就要杀了你。”这从逻辑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至少我们不能去宣扬杀人偿命的思想。

新金融：法律和法学归根到底研究的是人，我们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去理解人性，而不是明于知法条，陋于知人心。能不能简单谈谈对人性的思考？

贺卫方：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是必需的。正因为人性有美好的一面，所以社会应当不断以正面的方式去鼓励人将好的方面更多展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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