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杨开煌：关于“合情合理的安排”评议

　　 合情合理安排转到两岸政治关系

　　 在两岸关系的讨论中，两岸政治关系的安排，一直是以“国家”为典范的政治学中，最为棘手的难题，也是讨论两岸关系中最为根本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一旦两岸政治关系得到合情合理的安排，两岸之间也就没有“深水区”。

　　 2012年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中共首次明确地将“合情合理安排”一词，从安排“台湾的国际空间”，转到“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所以，中共所提出的“合情合理安排”从发展的过程来看，先是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之后也运用到“两岸政治关系”。2012年11月底，中共在北京召开“九二共识20周年研讨会”，王毅在研讨会最后发言时，针对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合情合理安排”的内容，首度公开说明，王毅指出，“大陆期待为解决两岸症结性问题，逐步创造条件，不断拓宽两岸关系的前进道路。“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体现大陆愿意正视分歧，逐步破解难题的决心和诚意。”（十八大对台四大论述　王毅：对两岸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说明“合理”就是合“各自现行规定”之“理”，“合情”就是以正视分歧、决心和诚意、平等协商，寻找逐步破解难题的办法。

　　 2013年2月俞正声在年度对台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的建议，（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2013年2月19日）以及习近平在会见萧万长时提及“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总不能将这些问题一代一代传下去。我们已经多次表示，愿意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就两岸政治问题同台湾方面进行平等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萧万长一行，新华网，2013年10月6日）基本上都是在继承中共“十八大”所提出的“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过中共新一代的领导人，在对台工作上也提出了二个十分具体可行的推行之策，一是“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及“对两岸关系中需要处理的事务，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可以见面交换意见”，其实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作法，“民间先行”就是“合情”。因为“行政院陆委会”主任秘书兼发言人吴美红回应大陆俞正声“政治性议题目前在两岸有分歧，双方还要再审慎思考，目前条件并不成熟。”（俞正声提两岸政治进行式台回应条件不成熟，2013-05-23）所以学术先行，民间先行；“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交换意见”就是“合理”，因为双方主管部门从原先的构想到名称，都是从“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原则去思考和设立的机构。所以两岸“双方主管部门负责人见面”就是“恪守法理基础”的表现。

　　 有关“合情合理”之研究

　　 自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2008年提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又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之后，坊间对“台湾的国际空间”及“两岸政治关系”议题，如何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相关论述与研究，也开始增加，这些讨论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类：一是希望提出“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二是提出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三是提出“合情合理”的过程。

　　 从“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类来看，在“两岸政治关系”议题上，例如黄年的“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他建议两岸都在在大屋顶中国下，“屋顶理论”源自分裂的德国，指东德与西德互视为“不是外国的国家”，……如同在两间对等并立的房间上面，有一共同的屋顶。（黄年，大屋顶下中国解决两岸困局，2013/3/23，联合晚报）其实张亚中早就提出更具有操作性的“一中三宪”的设计，应该说在逻辑上、创意上都胜于“大屋顶理论”，然而，张亚中的“一中三宪”早于北京提出的“合情合理的安排”，足见迄今北京并未认为“一中三宪”的设计是“合情合理”。

　　 厦门大学的刘国深也提出：两岸之间的“合情合理安排”是站在两岸人民的最大利益和需求基础上，目标是创造基础性条件，为两岸政治问题的终极解决奠定经济、社会、文化等基础。（刘国深，两岸和平发展合情合理安排几点建议，2013-10-18，）但纵观其建议，都是“在结束敌对状态后”，而对目前的状态对北京两言，当然是尚未结束“敌对状态”；从台北来看，法理上不敌对，但政策上、心态上充满敌意，因此，刘的建议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

　　 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上，例如郭震远曾指出：“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由于直接关系中国的主权完整问题，不可能实现一般意义的‘双赢’，即不可能以台湾方面获取一部分主权的方式处理，而只能在确保中国主权完整的前提下予以解决。”（郭震远，关于台湾“国际空间”问题的历史经验与探讨，《中国评论》月刊2013年5月号，总第185期，2013-06-21）

　　 北京大学的李义虎建议，两岸在“邦交”的增减变动既需要双方有约在先，纳入双方协商的范畴，也需要大陆“穷寇勿追”。……在“国际空间”问题应纳入两会下一阶段协商的议程，大陆方面事前准备好商谈的预案。从现在起，也要给台湾方面感觉到该问题会进入解决过程的观感，而不要给他们总是解决不了的感觉。他认为大陆方面可以从“奥运模式”与“亚银模式”思考出通例，“并据此做出新的可为双方接受的方案。”（李义虎，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两岸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2012-11-22）

　　 大陆的钱尚文（河北省张家口市）先生提出“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内分享相对独立的治权。……有邦交的国家中，各自代表中国行使权利。……其国际组织中，‘“中华民国”’政府以中华台北名义代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相关事务。……将两者绝对等同，就有可能在国际上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给将来两岸和平统一留下难以估量的隐患。所以这种政治安排绝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钱尚文，2012-12-28国家统一前政治安排如何做到合情合理?）

　　 上述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特点，有些类似美国学者葛来仪（Bonnie Glaser）的建议“北京应该更有度量地在这个议题上展现善意，因为这对台湾非常重要”（给台湾国际空间有利中共国际关系，2013-12-13）。然而从胡锦涛的“胡六点”提出“可以通过两岸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就是希望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找出“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的解决方案吗？所以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北京应该……”，而是在台北并无在“一个中国的前题下”去谈的意愿，其结果就只能对北京提的“合情合理”建议，而台北永远觉得不够“合情合理”，或根本不“合情合理”。

　　 从判断“合情合理”的标准类来看，俞正声提出“民心到不到”的问题。他说：“民心到，内涵就能放大，速度就可加快；但若民心不到，就适得其反。”（民心到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联合报社论，2013-05-25）张志军提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问题。他说：“考虑到现实问题以及一个中国的基础，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张志军，一中框架下两岸应探讨“合情合理”政治关系，赵琬仪台北特派员，2013-05-24，大公网。）

　　 另外有建议：“充分尊重台湾”的文章说，“北京只有充分尊重台湾在两岸统一前的身分与地位，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未来两岸任何一方过于坚持己见或采取强势作为，皆无助于化解分歧，反易于加剧两岸政治互信与民族认同的疏离感。”（合情合理安排台湾国际空间，2012/12/07，）有的提出以“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文章提出“台湾的国际空间无法脱离两岸关系，两岸关系在台湾的国际空间之上，没有牢固的一个中国共识，台湾的国际空间就到了极限。”（台湾国际空间的“极限”，华夏经纬网，2013-03-25）

　　 从“合情合理”的过程来看，俞正声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合情合理安排两岸在国家尚未统一前的政治关系是一个‘进行式’，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要不断探索商讨，这没有现成模式，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需要两岸民众能够接受，取决于两岸双方共同的努力。他指出，相向而行，是指大家都向一个中国的目标去走，而不是背向而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标就出不来了。”（俞正声频发声自下而上推动两岸政治对话，2013-5-23）过程如何做才“合情合理”呢，俞正声提出过两个建议：一是在2013年2月的对台工作会议上，俞说“要鼓励两岸学术界从民间角度就解决两岸政治问题开展对话”（2013年2月19日，俞正声出席2013年对台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到了同年的3月俞正声说，“马先生得创造环境啊”，他如果想做，总要支持民间的政治对话论坛，和平协议、教育文化交流总要促进吧。（两岸政治安排得创造环境：记者林则宏／北京，2013/03/23，世界新闻网）也有文章建议“最可行的方法是以堆积木方式，选择单纯性、互利性的小合作、小协议着手，慢慢堆迭出大协议。”（合情合理安排堆积木推进统一，2012-11-18）

　　 细读以上的文章，可以发现：

　　 第一、“合情合理”本身就是值得大家深入讨论的议题，大家的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真正引起关切的共同而细致讨论的、精准讨论的也不多。

　　 第二、“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的设想，不论多“合情合理”，都不能忘记一个简单逻辑困境，即两岸接受任何“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后，到双方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间，两岸的身份和定位是什么？逻辑上说，此一身份和定位未定，则两岸关系不知道是“谁与谁在谈”；但是如果说两岸在达成“合情合理”的顶层设计之前，就已经同意了“身份和定位”的情况下，那就无需再谈了。

　　 第三、王毅说：“合情”就是照顾彼此关切，不搞“强加于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础。对“合理”的说明，比较没有问题，但是“合情”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两岸所谓的“合情”是在“一个中国”基础上的“合情”，因此，很难使一部分的台湾人民觉得是“合情”，他们会认为“一个中国”就是强加于人，不论他们的认定是否为“是”，都说明两岸的所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几乎没有可能性。

　　 当然本文无意否定上述的文章作者的努力和热情，以及他们的某些创意，然而，从严谨的逻辑作分析，缜密地检视思惟的缺漏，原本就是作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经历这样的对话，才能使建议更具有可行性。

　　 “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反思

1979年之后，中共配合建设国家的发展策略，及台海客观环境的变化，将对台政策从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随后到了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当其时也，邓小平认为这是“最合情合理”的两岸统一的安排，在邓小平的国家建设的策略中，应该是唯一有顶层设计的政治工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