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盛邦和：从哪里看懂中国？

　　 你想看懂中国吗？你想认识中国历朝历代生生死死的内在规律吗？你想知道中国历来“仇富人、恨官人、爱造反、喜平均”文化特性的由来吗？

　　 此因中国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此因中国为世界第一农业大国。世世代代坚守着“土地”的文明不放。因此产生特有的因“人口一土地”关系决定的，中国式社会生态链条。

　　 它也叫“人地怪圈”，按照下面的顺序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天下大治一人口激增一人口“拥挤”一挤出“流民”一“流民”暴动一革命“洗牌”。具体描述如下：

　　 等一，人囗与土地大致均衡，天下大体稳定 。

　　 第二，人口激增，土地不增。人口“拥挤”，天下不安。

　　 第三，大量农村剩余人口从土地上“挤出”，形成巨量的饥饿“流民”。危险从这时候开始。

　　 第四，朝廷无良策，官僚贪淫无度，“流民”走投无路。人世“无信仰”，上山为“盗”，下水为“娼”。君子无“共识”，泄恨施狠，内斗不已。

　　 第五，“流民”继续加剧积聚，势如?暴，一触即发。革命爆发，重洗江山。权力与财产发生“洗牌”式再分配。贪官扫荡，土豪灭绝。污秽洗尽，世界干净。天下恢复平稳。

　　 第八，然而铲除商人，消灭市场，进步道路堵塞。国无法制，官权无度，封建黑暗依旧。同時，积弱积贫，经济停滞，落后挨打难免。中国在旧制度的泥沼中打滚。

　　 第七，不知不觉，下一轮循环，又在暗暗准备中。

　　 历史的启发是，打破老一套的历史循环，挣脱“人口一土地”的生态关系，开拓“人口一市场”链接的新世界。

　　 本文是小著《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一一东亚文明的进化》中的一章，此次发表题目与内容有所改动。

　　 一、“土地生态链”及其平衡和失衡

　　 丛林文明、土地文明与市场文明，是由低及高,走过的三个文明梯级。“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休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为生存所组成的不同的“与自然界的关系”，成为人类不同的“生态链接”。三个文明，被三个不同的生态链接决定：人口与丛林的链接、人口与土地的链接、人口与市场的链接。人口与丛林的链接形成丛林文明（原始文明）；与土地的链接，形成土地文明（古代文明）；与市场链接形成市场文明（现代文明）。

　　 这里使用的是具象的“人口”，而不是抽象的“人”。 “人”不仅作为生产力而存在，也作为消费力而存在。人在生产的同时消耗着自己的生产品，消耗着粮食与能源。人不仅生产“生产品”，也生产“生产者”，即“人”本身。把“人口”作为人类生态链接的前项设定，是在强调地说明“人”所具有的三个特性：生产性、消费性与增殖性。

　　 “人口”是人类生态链接的“主体”，而丛林、土地、市场，则处于“载体”的地位。大凡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延续，取决于生态主体与载体之间的平衡，亦即取决丛林、土地、市场对于人口的“承载”状态。倘若生态载体尚可承载人口而显示平衡，这个文明即可生存与延续。反之，衡量的生态载体无法承载超量的人口，则出现“载体”与人口失衡的信号，这时的文明就会面临消亡与中断的危险。为避免文明的“消亡与中断”，人口与载体之间，会出现生态调节。

　　 “人非土不立”，中国文明是“土地”的文明，体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密链接，其国家性质是农业国家，其生产方式是自然经济，其社会组成是农民。“农本主义”是这个社会的核心思想。农业为立国之本，民生之基。“海内之财，无土不产，无人不生”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背靠土地，别无他求。《西汉会要》记龚遂为勃海太守，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于是力劝民“卖刀买犊”，回归本业。“凡建邦国，立其社稷”,《通典》解释“社”的字义：“社，或即为之曰土”，所谓“社”，中心意义就是一个“土”。

　　 “人口”一旦与“土地”结成关系，即形成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1、“人口的无节制增加”，2、“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第一，“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在古代，农业人口总无计划可言，而以“不可逆”的方式无限制增长。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社会希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思想传统，成为人口增加的观念原因；地球上最温暖湿润的地带是最适合生物生长的地带，是最适合农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人口繁育的地带。形成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强大的暖湿气流吹过欧亚大陆，南起日本，中经中国、东南亚，北至印度的广大地区，形成“季风地带”。季风地带聚集了古老的农耕国家，培育了伟大的农业文明，同时形成膨大的人口大国。

　　 第二，可耕土地的“无节制递减”。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耕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处在不断递减的过程中。气候变化及森林植被递减造成土地沙漠化；人口增加，住宅面积扩大；因工商时代的到来,大量土地被圈占等，是造成耕地面积递减的几大原因，而土地肥力的不断减少，也成为耕地绝对保存量减少的要因。一定范围的土地上，由于土地生产潜力的影响，递加投资不能相应增加农产品的产量，达至一定限度后受益必然递减。这条规律成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基础。从长时段的视野看，土地作为人类的生存资源，绝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耕地的无节制递减”的矛盾冲突，成为“土地社会”矛盾冲突的生态学原因。由古及今，历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已经看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明代中叶，徐光启提出：“人生之率，大抵二十年而增”，人口增加而土地不增，由是社会由安而乱。汪士铎论清代人口数量每30年增长一倍，“天下入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1644年)一人者，至今(指1855年左右)一百二十八人”。他也看到人口与土地失衡状态，所带来的危害：“地不能增，而人加众至二、三十倍，故相率为盗以谋食。又地皆山，为商贸之所不至，贫密甲天下”。人口既然增加了二、三十倍，而土地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结果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流出，而成为流民，“相率为盗以谋食”。他已经看到，商业市场的发展，可以疏散、吸纳与疏导人口，然而如果一个地区，其地处山地，交通不便，商业不兴，那也只能专心务农，结果土地上开不出活路，“贫密甲天下”。就此，汪士铎主张通过“减民”将人口维持于一个可控的常数，“使减其民十之七、八，则家给民足，驱之为乱，亦顾恋而不愿矣”。当然依照他的说法，施行起来自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依当时在籍人口4．32亿之众计算，减民“十之七、八”，就是说要减掉3—3．4亿人。

　　 清洪亮吉也具有同样的看法，“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然言其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夫妇二人，宽然有余。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父子四子各娶妇，即有八人。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已不下二十余人。又自此而曾焉、元焉，视高、曾时已不下五、六十倍，不分至十户不止。隙地闲廛，增六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钱穆写《国史大纲》，复述洪亮吉以上的言论，指出洪氏值乾嘉盛极转衰之际，他的言论是“指出当日由户口激增而影响一般生活之最好例证也”。

　　 当代罗荣渠认为：在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一般都是非常缓慢的。中国从汉代到明初的一千多年时间中，人口变化的幅度大约是四千万上下到八千万上下。但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人口猛然增长约五倍。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人口增长三倍左右。就清代而言，人口增长最高期是1680年平定三藩之乱之后到1730年代，到1850年前后中国实际人口至少应达到4.5亿左右。罗荣渠强调，这是世界人口学上罕见的奇特现象。虽说这一大增长对清王朝的社会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有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到十九世纪中叶时，中国传统的农业技术与土地产出潜力虽不能说已经用尽，但由于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极不协调，潜在的社会不稳因素与日俱增。

　　 二、社会生态失衡与被动的自然调节

　　 在讨论生态平衡这个概念的时候，所认识到的是自然与生物之间的关系。把自然与生命之物质量与数量的平衡说成是生态的平衡，应该是对生态平衡学说的简约解说。地球的自然环境在变化中，被自然孕育的林林总总的生命物种，必然与自然变化相调适，以求“适者生存”，而“适者生存”的过程，就是“自然选择”的过程。许多生命体逃不过自然选择的关口，而被淘汰。地球生命史学举不胜举的史例证实了这个自然铁则。对自然选择的适应性的高低，决定了生命类型的不同。单细胞类、多细胞类、卵生类、爬行类、哺乳类，以至于人类，生命等级由低及高，形成“生命等级”。人类经历无数的自然选择的过程，成为地球生命世界的胜者与王者。

　　 而当人类这个生命之王一旦加冕，本身又进入第二轮的自然选择之中，这就是“文明选择”。人类在其社会的进化中，选择最佳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构成，以对应自然的挑战与种群的竞争。有文明既适合自然的选择，也适合种群的竞争，站在了文明的高端；有文明不知进取，而停滞在文明的低端，面临沉沦与灭亡的威胁。从原始的丛林文明到中世纪的土地文明，直到今天的市场文明，这三个文明，是人类进取发展的三级跨越，在进化坐标上注明了不同的等级区位。历史已经说明，高位的文明将战胜低位的文明，一切停滞不前的文明，都将陷落于败亡与悲情。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奋起，源于对文明进步与保国保种之间的关联意义的醒悟。

　　 应该看到，人类虽然已经让自己有了“质量”的提高，但也就是这样的质量的提高，导致了人口数量无限制的膨胀。而所谓生态的自然平衡，是说大自然只允许某个生命体保持一定的数量。这里必然有一个数量“极限”，处于这个极限之内，就是生态的平衡，而超越这个极限，则造成生态的失衡。这个数量极限对于所有的生命体都适用，即使人类也概无例外。地球为保证生物数量不至于过限，而设置了“食物链”，这在动物界特别明显，低等的动物是高等动物的食物，高等动物依靠吃食低等动物而维持生命。食物链的存在，使各类生物保持一定的数量。由于人类成为最高等的动物，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这使人口总是膨胀，总是超越自然的“极限”。

　　 人口的膨胀，引发自然的失衡，而自然界总有“看不见的手”在调节着人口与自然的平衡，对于土地社会而言，总要把人口限制到“土地“可承载的数量之内。这就是人口的“自然调节”。这个自然调节的信号是最初体现的是疫病、灾害和饥馑。

　　 “人口增加力，既如此超越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力量，人类自不免在某形态下发生夭死的情事”，“就有疫病季、流行病、传染病、黑死病，以可怕的军容冲前来，扫除几千万的人”。战乱常与灾荒与饥饿联袂而至，使整个村庄，由于“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损害，甚至变得荒无人烟。”大自然似乎存心与人类作对，其目的非常明显，非得把人口压缩到一定限度后方可罢手。假如疫病的传播还不能达到减少人口的目的，接下来的就是灾荒与饥馑。“设仍不能完全成功，遂有巨大而无可避免的饥馑，为其后卫，以一有力的打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平衡”，“饥馑似乎是最后而又最可怕的天然手段。”

饥馑、灾害、疫病也同样袭击中国，成为调节人口与土地均衡的自然功能。史载，至于永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