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袁伟时：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无论成功的亮点和负面的教训都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1903年的《苏报》案，章士钊一举成名，也令他日后为当年的幼稚脸红。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同年5月27日便受聘主持《苏报》，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载?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直接的诱因是什么？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1903年以后追求君主立宪、稳健改革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拳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抉择，对此毫无影响。如果民间政治势力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审时度势，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国家和人民都将深受其惠。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完全出人意表。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言论的基本线索，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

　　 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异以存同则退。”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后，国民党和孙中山接连采取两大步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