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黄清贤：从欧盟经验看南台湾的两岸认同走向

　　 摘要

　　 本文从欧洲联盟的认同发展经验，探讨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的可以借镜之处。虽然欧盟结构与两岸关系有别，但仍具启示性价值。内容先从字词文义与社会心理学等面向分析认同的意义，并且探讨本质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的关系，同时从建构主义的互为主体性等观点，论述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依据这些概念，本文讨论欧盟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关系的俄罗斯套娃、相互交叉、大理石蛋糕等模式，再以欧洲晴雨计的结果分析影响认同的因素，理解欧盟认同趋势。

　　 接着本文叙述南台湾是汉人开台先驱的渊源历史，论证两岸认同的本质性在南台湾的深厚基础。但从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观之，南台湾对两岸认同出现建构性的疏离。这是能动者与结构互动下的认同，因揆诸预算、自筹财源与中央统筹分配款的自有财源、行业结构、教育程度、公共建设、所得支出等统计数据，逐渐形成南蓝北绿的环境；在南部蓝营的政党意象负面，又被绿营指摘为中国大陆同路人的情况下，推演出南台湾的两岸认同相对低弱。本文认为，如欲走出两岸认同困境，建构如同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营造共同生活经验的统合，将是正本清源的解决之道。

　　 一、前言

　　 两岸关系自2008年以来出现大幅度改善的春暖花开情势，截至2013年已签署19项协议，双方各层面交流愈形频繁而紧密。但两岸的认同，虽仍在相当程度的“中华民族”认同，可是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却未见提升，尤其“南台湾”更形明显。

　　 本文试图从人类史上大规模和平统合较成功的制度，亦即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的认同发展经验，瞭解欧盟建构认同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分析“南台湾”在两岸认同上是否有可以借镜之处，使得两岸关系能走向更好的发展途径。

　　 特别强调，虽然本文是从欧盟经验探讨两岸关系的认同，同时也配合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认同，但两岸关系与欧洲联盟的发展有所出入，两岸关系与国际关系的本质也有所差异。不过，因两岸的长期分离与政治疏离，所以国际关系理论与欧洲联盟经验，在两岸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仍有启示性的价值。

　　 二、欧盟认同的建构

　　 认同（Identity）是什么?依据韦氏大辞典的解释（Merriam-Webster，2013），意指在不同情况下，本质或一般性质的相同（Sameness），或指构成一事物的客观事实的相同，也就是同一性（Oneness）；但相对而言，其亦可指一个体的可区别性质或个性，也就是个体性（Individuality），或是所谓的身份。因此，认同可以被视为不同的身份个体，对于某种事物的相同认知。

　　 从心理学的观点而言，德国学者艾瑞克森（Erikeson）研究儿童心理形成过程后指出，认同首先是特定的个人意识，接着追求连续经验，然后达到与集体理想的一致。其中有二个面向，一是个人对于存在空间与时间的自身直觉，另一则是个人对于别人承认自己定位的直觉（姚勤华，2003：8-9）。

　　 认同涉及个体到群体的心理发展过程，个体是如何认同群体？群体又是如何将自我概念（Self-concepetion）赋予个体?相对来说，个体是如何再生产出对于群体的认知？上述过程如同马克思主义大师葛兰西（Gramsci）所言，我们个人改变和调整自己时，如何在同样程度上也改变和调整以自己为中心的复杂关系（Hogg & Abrams，2006：2-3）。

　　 人类的认知与反思能力，使得“自我”（Self）既是主观，又是客观；亦即有一个“主我”（I），也有一个“客我”（Me）。“主我”是认知过程，“客我”是以自我概念形式表现的认知，“主我”和“客我”存在辩证的（Dialectical）关系。当“主我”建构“客我”时，“主我”在同时也受到他所建构的“客我”的制约与影响。

　　 自我认同可以包括两个相对独立的自我概念，也就是社会身份与个人身份。社会身份包括社会认同，也就是与身份一致的自我描述，其源自于社会上的成员资格，例如国家、种族、性别、职业等。个人身份包括个人认同，在性质上更加个人的，例如甲的孩子、乙的朋友、丙的配偶等（Hogg & Abrams，2006：24-25）。

　　 社会心理学家透纳（Turner）指出，社会认同是一个人界定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社会分类依据。对于社会认同的需求，使得人们寻找、创造、提升，自己群体和其他群体之间的真实特点。如果一个群体缺乏真实的特点，成员不但在形式上离开群体，也在心理上与群体分离；而且渴望成为另一个更高层次群体的成员，或是采取创造性和挑战性的策略，恢复该群体真实的与众不同特点（姚勤华，2003：10）。

　　 基本上，认同可区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亦即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本质主义主张认同是原生性的，本质上是给定的、持久的，根自古老起源；建构主义则主张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人类社会的创造发明。时至今日，建构主义论点逐渐占上风，愈来愈多学者采用，主张对于多样性的理解，以及普遍深入的建构主题，支配当前社会理论重新思考文化与认同（李明明，2009：37-42）。

　　 进而言之，本质性认同（Essential Identity）相信认同是先天给定的，通过共有的象征符号、集体记忆、语言、文字、习俗、神话、历史、地理等形成；本质性认同透过主观的认知、理解，客观的证实、灌输，从文化认同发展出政治认同，形成了意识型态、公民文化、政治宗教等。

　　 建构性认同（Constructed Identity）则强调认同是后天形成，由知识份子和政治菁英培育，或是认知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的倡导，随着利益与环境的变迁，持续进行重新诠释。建构性认同不像本质性认同，强调较单一的象征符号等；其采取较为多元的途径，尤其是公民文化、制度认同的建构，亦即从政治认同动员出文化认同。

　　 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本质性认同的特征，经过社会建构的过程后，可以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效果，因此一切认同似乎皆可被视为建构性认同，这也就是愈来愈多的论点支持建构性认同的理由之一。正如安德森（Anderson）将民族定义成“想像”的政治共同体（2006：6），“想像”为本质有限、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至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什么？依据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相关概念的学者欧努夫（Onuf）定义（1989：35），建构主义是研究任何种类“社会关系”的方法，它有一套自己的概念和命题体系，让那些似乎无关的事物，理论化的变得可行。

　　 建构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人是社会存在的现象”，我们能有人的特性，是因为自身具有的社会关系；亦即社会关系造成或建构了人，是我们自身使我们成为现在如此存在的实体（Onuf，1998：58-59）。

　　 以建构主义闻名的学者温特（Wendt）认为，相关学者试图诠释身分与利益的存在；建构主义者关注社会学的议题，也就是身分和利益形成的议题（1992：393-394）。建构主义者感兴趣处在于知识的实践是如何建构事物，强调在互动过程中，共享（Share）认知（Cognitive）的、互为主体的（Inter-subjective）概念，其中的身分和利益是内生的（Endogenous），而非如理性行为主义者（Rationalists）的主张，身分和利益是外生的（Exogenous）。

　　 建构主义者强调，结构源自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存在三个要素，包括共享知识、物质资源、实践（Wendt，1995：73-74）：

　　 （一）、社会结构藉由共享瞭解、期望、知识来定义，这些构成行为者的情境和他们关系的本质中，究竟是合作或冲突。

　　 （二）、社会结构包括物质资源像黄金、坦克等。建构主义认为物质资源只有透过它们镶嵌其中的共享知识结构，对于人类行为才有意义。

　　 （三）、社会结构的存在，不是在行为者的脑中，也不是在于物质的能力，而是在于实行；社会结构只有进程中才存在。

　　 综上所述，身为行为主体者的能动者（Agent）们在互动中形成结构（Structure），而结构又回头影响了能动者，所以能动者与结构彼此相互建构，互为主体。进一步来说，能动者在与其他能动者的互动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结构；相对地，结构也影响能动者，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能动者的行动。建构主义从整体角度分析，行为主体的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过程；而不只是单纯的从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或是结构对能动者的制约，讨论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黄清贤，2012：61）。

　　 欧盟的认同，实际上也存在着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关系。身为欧盟组成份子的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之后，采取行动，形塑欧盟的结构。反过来说，欧盟的结构也影响着欧盟的成员国，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接着影响成员国的行动。

　　 同样的，身为欧盟成员国的人民，也会在欧盟结构下的互动生活过程中，界定身分、确认利益，采取适当行动，表现出认同与否的倾向；相对而言，欧盟的结构也会影响欧盟成员国人民的认同倾向，使其对于身分与利益的认知产生，影响其采取的行动。

　　 在欧盟的认同中，共同的欧洲性（European-ness）在欧洲构成欧盟的共同体，所以对“欧洲”的认同可以等于对“欧盟”认同。再者，这种共同性由于和其他共同体之间的差异而获得加强，如此情况不论是冷战时期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或是伊斯兰基本教义派主义，甚至是英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都让“欧洲人”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而加强欧洲认同（Risse，2009：151-156）。

　　 在上述情况下，欧洲民族文化可能存在更深厚的欧洲性，也就是欧洲认同可能比一般人认知的强烈；但不论是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等，当他们谈到的欧洲性时，是否意思一致，这点又不敢被肯定。

　　 当人们将自己团体的认同，转移到更大的集体组织时，他们可能与团体外成员更加疏离，但对于低层次的的团体归属感则更强烈。例如德国人强烈认同欧洲时，如果“欧洲”只是“放大的德国”，则他们与意大利的社会距离将更为遥远。

　　 原则上，欧盟认同、国家认同等多种认同是可以相互共存，联系关系可分为三种：

　　 （一）、俄罗斯套娃（Matruska Dolls）：认同可以相互嵌套，一种认同套着另一种认同。例如柏林人的认同被套在德国的认同内，德国的认同又被套在欧盟认同内。

　　 （二）、相互交叉：认同某团体的成员，可能也认同另一团体；可是认同另一团体的人，并不认同某团体。例如性别认同强烈的女性，可能只有部分认同欧盟；认同欧盟的女性，可能没有强烈的性别认同。

（三）、大理石蛋糕（Marble Cake）：一个人的认同不能如同俄罗斯套娃或相互交叉，清楚的划分各个层次；认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会相互影响，彼此混杂一起。例如欧洲大陆的基督教民主党是欧盟统合的先锋，欧洲性是基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识型态之一，甚至源自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存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1950年代晚期、法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在1980年代早期、英国的工党在1990年代转向接受资本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时，欧盟统合的强烈认同也成为社会民主思想的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