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蝗
“AV扫蝗” by 原子漫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在薛蛮子嫖娼事件被央视新闻联播曝光三分钟后,东莞扫黄风暴再度引起国家电视台高度重视。

这次在严肃的新闻频道播出,似乎作为对没上新闻联播的补偿,时间扩容了十几倍。

整个报道充满圣洁的,无邪的,道德的语气,洋溢着鄙视的,愤怒的,厌恶的情感。暗访的记者像地下党接头,在被小姐诱惑后,按照以往的惯例,守住了最后的防线,全身而退。

唯一的不同是,地下党找到组织后会得到亲人般接待,而记者报警后却遭到了当地警方的冷遇。

但6525名东莞警察很快以暴风骤雨般的扫黄行动补偿了记者受伤的心灵。这场空前的风暴借助中国最主要电视媒体发酵后,引起网络震动,不少网友调侃说以为这个城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地震,一些网络红人随后发出了东莞挺住之类的呼吁,与央视的义正词严形成鲜明反差。

有网友如此形容:宛如一场逼和装逼的PK。

说心里话,PK双方都不美好,但却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一个缺乏信仰、道德滑坡的年代,物质至上、感官刺激已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不牛逼毋宁死的奋斗哲学,必然有个越堕落越快活的孪生姐妹。而东莞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成为引领市场,满足需求的先锋。多年来,屡禁难止,死灰复燃是这个城市管理者面对泛滥成灾的色情产业的死循环,性都也就自然成了东莞一张声明远播的名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集体性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思想未必完成现代启蒙,但下半身开始全面走向解放,作为个性解放的初级阶段,这场潮流迅猛地波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被逐步宽容的婚外情和被理解的色情行业拥有了雄厚的大众基础。其中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日本女优可以在中国横行,中国小姐却屡屡遭到打击,都是下半身解放的时代先锋,命运大相径庭令人费解。于是,学界关于卖淫合法化的建议不绝于耳,甚至出现在最高议政场合——全国两会。

中国式扫黄由此遇到空前的压力,公众对其的作用和效果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怀疑的态度。

困扰东莞的远远不是个性解放、观念多元形成的舆论困境。在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为了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招商引资,获得预期政绩,地方政府对扫黄始终态度暧昧,明抓实放,当地民间流行多年的一个口号是“要想繁荣,必先娼盛”,甚至色情从业者都明白不怕警方怕央视记者的道理,说明东莞沦为性都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失足妇女,而是当地缺乏根本治理之策的先天不足。黑色幽默的是,每次被严惩的、被贴上邪恶标签的都是这些最弱势的伤风败俗者——她们甚至被游街,被电视镜头无视人权地无遮挡曝光。

但政府无法通过法治的手段去规划权力与市场的楚河汉界,必然导致比卖淫嫖娼更可怕的权力寻租。在此次声势空前的扫黄运动中,已有多名派出所长被停职,而被端掉的涉黄五星级大酒店太子酒店的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石油大亨,更令人浮想联翩。

平心而论,没有对权力有效的约束手段,真正厘清权力、社会、市场的边界,这样的勾结还会频现江湖,有效的依法遏制色情局面根本无法形成,扫黄的战果只是执政者缓解自身压力,成全了一次央视绝佳的报道素材,而已。加上贪官们及其身边土豪东窗事发后绝大多数被发现贪财好色,充当了时代堕落的领头羊,更平添了人们内心对当下吏治的忧虑。如此困境不仅存在于东莞治黄领域,密布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也成为三中全会改革的首要难题。

因此,网络对东莞扫黄的调侃往往不是对色情的力挺,而是对地方政府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导致公信力透支的暗讽。

东莞此次暴露出的色情业的惊人泛滥还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东莞就成为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同时,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2013年上半年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出现了从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合同利用和实际利用外资则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遇到巨大天花板,除了区域竞争加剧,还有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垄断压迫等体制难题。民间资本便向快速增长的酒店和桑拿中心转移。目前,东莞市拥有五星级饭店的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媒体2011年报道,东莞色情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一度多达500亿元,达到当地一年GDP的14%左右。

东莞摆脱性都面临双重突围:一是尽快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整体转型和产业升级,来填补色情GDP蒸发后留下的空白,二是现有法治框架下,找到更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抑制色情行业的无序膨胀,避免更大公共灾难如性病艾滋病的爆发。这需要政府完成从管理者、打击者向服务者的转型。

比如东莞高峰期有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是本地人口的两倍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这些农民工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食色性也,如何搭设一个让他们通向正常情感生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