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阅民国时期资料。偶尔发现了一条江西某地区苏维埃政府1928年发布的标语,如下:

   “想有自己的地种吗?想吃得饱吗?想睡地主的小老婆吗?跟着红军走!”

   这便是红军初创时期发动群众的理念。当然这也是标语口号。

   而此标语我读了,反复读,四个短句,二十七个字,读了让人联想无端,思绪久久难以平静。

   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标语口号,它有些粗犷,但经典。如果从现代营销学去归纳,她应该能够进入典型教学案例分析。营销学的原理应该是如何以最少的字数,或者叫做广告导语,去赢取最大的受众群体。

   如果从政治理念去归纳,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一个阶段的全部内涵。在这里我不想引用走向一九四九,似乎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以一九四九来划分的。但实际是一九四九只能算作一个阶段。她成为一个阶段的标志性大事件是:

   全国性的战争终结了,局部的战争及没完没了的灾难开始了。

   已经有学者专家提出了中国的当代史什么时候应该启动重新写作,这是史家的大问题,是么?

   我异常欣赏这样的提出问题,因为中国的当代史似乎是党史,革命史,国共两党斗争史及战争史,高层的排位史,路线斗争史,当代政治史,还有虚史野史伪史演义史等等说法,就是没有一部真正的当代史。但是当代史如果能够以辛亥革命来划分,那真应该给后人一部真正客观也公正的当代史的,而非意识形态刻意而为的似是而非的诡异神秘改了再改、过段时间一准大修饰一次的当代史。

   但我更觉得这样的正史去写作就成。如高华老师的《红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他做的是一项宏大工程,但不提倡集体写作。对“编著”那样的描述他异常反感。而读高华的书有些时时惊心的感觉,时时得停下来思考的感觉,时时得面对夜空和这样的一位文化人还是哲人对话的感觉,那才是阅读快感,才是心灵和文字的交融,是思想碰撞后恍然大悟的感觉,是和一位并不认识却觉得是相遇知己那样的神交已久……

   似高华老师们这样的研究探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他们的极为私人化的艰辛劳动,探索的是当代史的真相。而这样的犹如历史之谜的权力异化现象是始于延安。

   建国之后的灾难发生再发生,如此的恶性灾难,循环往复,是怎么回事儿?当然必须往前追溯。找到源头,并对源头揭示出扑朔迷离的被刻意掩饰的真相。

   于是人们可以推导出建国之后发生的灾难、灾难的来临、灾难的起伏跌宕的发生,比之战争年月更加残酷。

   战争中的双方全知道对手是谁,把对手瓦解消灭了完事。或者被对手瓦解消灭了完事。而建国后的恶性灾难发生的有些不可预测,它是天灾还是人祸?你哪儿能知道!?你不知道恶性灾难来自何方来自什么时间来自什么地点及因为什么等等……这就让人有些毛骨悚然。

   毛领袖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战争阶段他紧紧地抓住了争取农民这样的精髓问题,红军此前已经有了几次局部也不算彻底的土改,到了延安,毛领袖也有过论述,为–农民问题是中国的首要问题,谁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谁就是革命的领导者。但是,领袖在农民问题方面的重要论述如果查阅一下,你一定会发现领袖对农民问题的论述从理论上说是自相矛盾的。他如果要利用农民一定把农民的问题提到中国的首要地位,他如果觉得农民太难对付也一定要说–中国的问题是对农民的教育问题……

   我在查阅这样的论述时写的笔记也弄不清楚,我记录了不少卡片,用卡片12上的论述来对付卡片122上的论述,毛领袖一个人的说法却截然相反。后来我只能模糊地记录了,为:领袖对农民一生全在“利用”这两个字上。这样的社会科学命题有待专家学者们去深刻剖析,这不关我的事儿。

   从哲学层面上说,对农民的论述可以在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首要问题;在另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麻烦问题;在再一个阶段说她是中国的首要教育问题……当然这样的命题从逻辑关系及社会发展的段落意义上立论,说的全对。在哲学层面上的立论是成立的。

   但是从文学层面上说,中国农民是全世界最可爱、最善良、最朴实、最明白、最温顺、最暴力、最具有几千年来封建传统的劣根性、最顽固、最为一根筋、最具有爆发性的创造力或者是最具有爆发性的毁灭力、最能让中国进入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基础或者是最能让中国进入最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等方面的一个人类综合最大群体。

   农民问题太复杂,实际上中国的历代帝王对农民也全是利用,利用好的,农民山呼万岁;利用不好的,农民把你推翻,如此恶性循环而已。毛领袖也是如此论述的,如他的那段著名语录–那是简洁也霸气的一段论述,还是武断也崇尚暴力的语录,他写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段语录在毛选中可以单独摘出来使用,在战争阶段它可以发动农民起来造反;在和平时期它可以对同事们起作用,对任何单位起作用,甚至在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内部起作用,相互造反;在文革中它先可以发动起来学生们砸烂一切;再之后它从遍布全国的大喇叭中吹出来,发动了全国人民。这段语录犹如洪水猛兽,起码在文革中的威力是无数颗原子弹也难比的。

   原子弹是毁灭人类的肉体。当然灵魂也消失了。但毁灭了人的灵魂,却让肉体存活,让被毁灭及扭曲的灵魂随着肉体受尽了折磨,还要狠斗灵魂的所谓“丑陋”,还要数十年的检讨,还要战战惊惊地活下去的灵魂加之食不果腹的肉体煎熬,让数亿人在心灵中相互残杀,这样的浩劫是人类历史上罄竹难书的。

   于是这段语录成为文革中最为著名的最高指示。尤其是它让一个顺应当时政治气候的作曲家谱写成为战斗歌曲,在全国造反大军中传唱并实施。于是全国大乱,造反有理这样的革命行动让我们民族亿万人改变了命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也把我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逼近崩溃……

   如果让党史家追溯,毛领袖在他的仍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篇文章中,对农民的分类又让人困惑。这篇著名文章被删节修饰了数个版本,我查阅到了民国时期一九二七年最初的版本中有一段话,为“……将那些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应把这些赤贫的农民们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因为他们是最革命的阶级……”(此段应为书籍中的原话,在之后的版本中不见了,或者被修饰删除了。)而流氓无产阶级是毛领袖在之后的论述中反复打击排斥也厌恶的对象。但在革命的初始阶段,这个阶级是毛领袖在著作中强调要利用并列入最革命的阶级的。

   仍回到红军初创时期的标语上。

   二十七个字,把中国数亿农民可以一网打尽。中国农民真心愿意跟着这样的军队去打仗去革命去干什么全行,包括杀人攻击敌人战斗不止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可以说农民的一生理想就是为这二十七个字而活的。

   极快这样的发动群众的理念及标语就再提炼也加以改造和凝练,过渡到了六个字,为:“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这六个字是很久之后的凝练还是当时年代就已经凝练过了,弄不清。在历史的细节方面不好考证,实际也因为一切历史故事及情节全是为当代服务的,更是为当前服务的。

   以模糊理论的导语注释这样的六个字,成立。

   这样的太简单的口号,真是把中国数亿农民的心思琢磨透了。

   我也琢磨过,能够想出这样的简单口号的绝对不是农民,是生长在农民中也长期浸泡在农民中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是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是当年的一代革命政治家们的集体创造。他们可能出身就是地主家庭,家境殷实却从小就不满足,他们从小就有理想、有信念、有改变整个中国的大抱负。

   于是,他们首先要打倒的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他们是立志要改变中国的人。而这些人就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批国家栋梁人才更是当时年代的精英。

   我创作的剧本《雾柳镇》(已经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的33集电视剧)开场就是如此,一个富家子弟让父亲送进省城念书了,突然发生了五四运动,他立即抢了自己家的钱财出去弄事儿了,一个秀才要打倒军阀。而当年这样的进步青年或者叫做革命政治家们,就是如此把他们的爹娘气得直煽自己的脸也恨不得一头撞死。

   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秀才如果有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再造反,则必成。–此话为太平天国总头目洪秀全假托神(拜上帝会)降示的谶语。而洪先生的造反大军也果然浩浩荡荡,但他极快成为一代枭雄。他所颁布的“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那样的暴力宣言也加上了许多假托神寓般的成功后的虚头巴脑的承诺,把太平军男女全抓揉在了手心去如疯魔般地杀人越货只在数年功夫就占领了中国不少城池。而洪先生偏安一隅后,立即称王称霸并对手下的元勋们随心所欲的杀戮,且在天京一地竟然坑杀了数万他自己的义军弟兄,成为农民领袖中的恶魔鬼魅流氓及淫棍。如果把洪秀全的谶语往历史上稍稍追溯一下,秦始皇的铁骑横扫六合,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唐代贞观盛世太宗李世民的马上得天下,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康乾盛世的文治武功,再到毛领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全是暴力的涵义,全是崇尚暴力的情结。汉语言的“动一下”这样的词汇,总是和“打”纠结不清。如打天下、打倒某某某、打击、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新世界、打扫卫生、打包、打饭、也有打屁(湖南及云贵川某些地域的方言)……

   而上世纪的五四运动是以山河破碎、军阀当道为起点在全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族转折性大事件时,她一直延续,有了呼唤民主与科学、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打倒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那样的纲领性口号。也最终引发了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并延续到了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方的进步体制等等思潮。她也极快催生了两党合作,并使两党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现在反思回想,蒋介石和毛领袖全是当时年代的进步青年这没错,也是有宏大抱负的青年,也没错。而跟随蒋公及跟随毛领袖的一大批救国报国的仁人志士,全是为了民族解放大业前赴后继的中国精英人才,这也没错。当年蒋公奔走斡旋,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黄埔军校,培养了一大批将军;毛领袖在延安也经再三努力,仍是在前苏联的帮助下,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也培养了一大批将军。而两党的将军们全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全是为了我们民族的自强自立,全是背井离乡,抛家舍业,投入了疆场。

   当年就是这一大批革命家、军事家及年轻人具有宏大抱负的仁人志士,先革了自己家族的命,而他们的父母或者是祖辈也真有一批因此郁闷而死的。养了个“大逆不道”的子孙啊……

   但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三民主义。民主、民权、民生。

   民主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民权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民生是核定全国土地,把土地按人头以地价折算分到农民手上。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国民政府这样的宗旨,她没有红军那样的理念来得彻底来得痛快,红军就是六个字一下就把农民的心灵加肉体一把抓了过去。

所以红军和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养精蓄锐,让国军正面抗战,我军只是组织些敌后武工队和游击队,现在已经解密的资料全面显示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并没有参加任何大战役。而林彪参与的平型关大战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后来这样的局部战斗被无限夸大,那只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编造的假历史伪历史而已。而已经解密的资料也显示了毛领袖在抗日战争中,派出去了军队参与抗战,但是有了高级将领们必须领会的三句话,为: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战。(此语为援引海外历史学家作家及传记作家唐德刚先生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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