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吴思：俄国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一、争夺彼尔姆-36

　　 彼尔姆-36（Perm-36）是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现在是纪念馆。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一家民间组织正在与官方争夺主办权。

　　 争夺的一方，是彼尔姆-36的现任馆长维克多·施米罗夫（Viktor Shmyrov），他们是俄国最大的NGO“国际记忆协会”的一家分会。另一方，是彼尔姆州州长。

　　 彼尔姆-36坐落在彼尔姆州首府彼尔姆市的东北方，开车要走两三个小时。这里靠近乌拉尔山脉西麓，人烟稀少。纪念馆就是由四层围墙和铁丝网围起来的两处院子，院内有一栋小楼，几栋作为车间和住处的平房，废弃的宣传栏，高高的岗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村庄，周围是无边的旷野。

　　 我们去的那天，2013年10月12日，秋雨飘洒，全天只见到两拨访客，十几个人。参观门票200卢布，以当时人民币1元兑换5.6卢布折算，这点游客量，一个月的门票收入不过1.5万人民币，按照莫斯科的工资标准，只够两个人的月薪。

　　 这里有什么值得一争呢？介绍手册上说，彼尔姆-36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古拉格时代的劳改营。

　　 苏联时代存在过476个劳改营联合企业，由数以千计的独立劳改营组成，每个劳改营的囚犯少则成百，多则上万，总管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简称“古拉格”。古拉格创始于上世纪20年代，斯大林时代全盛，劳改犯常年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据估计，大约有1800万人进过古拉格系统，此外还有600万人被流放到哈萨克沙漠和西伯利亚森林。这些人建成了无数水库、运河、铁路和城市，生产了几乎所有种类的产品。（《古拉格：一部历史》，安妮·阿普尔鲍姆，新星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2页，正文第637页。）按照彼尔姆-36介绍手册的说法：“没有古拉格廉价的奴隶劳动，斯大林完成国民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计划是不可能的。”“古拉格不仅是包含了数千所劳改营和数百万受害者的巨大的劳改管理系统，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说，彼尔姆-36是人类另类文明的物质遗产。

　　 彼尔姆-36创建于1943年，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国际记忆协会组织当年的劳改犯，包括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总共70人，重访彼尔姆-36。他们筹集资金，把荒废的劳改营改建为纪念馆，1996年作为“政治迫害纪念中心”对外开放。

　　 在70人团回访彼尔姆-36的时候，现任副馆长塔吉亚娜·库尔希娜（Tatiana Kursina）已经四十岁，结婚生子，在学校里教历史，日子过得很安稳。她说，她热爱这个国家，听说家里有政治迫害受害者，很是愤怒，不肯相信。她在彼尔姆-36见了70人团，听了他们的故事，才意识到自己所学的当代史是假的。她没脸再教这样的历史，于是放弃自己一直关注的十八九世纪俄国史，改修当代史。她说，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像她一样，到四十岁才知道历史真相。

　　 十几年来，纪念馆开研讨会，建纪念碑，办人权节，多次召集国际会议，名气越来越大。塔吉亚娜说，如果十年前知道彼尔姆-36的人不多的话，现在不知道的不多了。我们成了一个名牌。

　　 这块名牌经常引起争议。支持者出钱出力，反对者指责他们抹黑历史，有人还放火烧了纪念馆的一处院子——关押重要政治犯的那座劳改营。我们去参观时，遭灾的劳改营还在修缮，里边空空荡荡。没有遭灾的劳改营，陈设着旧时的生活和劳动用具，还有古拉格的历史介绍。

　　 彼尔姆-36纪念馆的经费，初期主要靠民间赞助，地方政府的资助大约占20%。后来，官方资助的比例逐步提高到80%。

　　 塔吉亚娜说，普京总统和联邦议会都支持我们这个项目，普京还签署了一个纪念人权受害者的文件。促使总统签署文件的过程很艰难，是社会和民意推动他签署的，纪念协会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普京签署的文件涉及三个项目，准备拨款五亿卢布。塔吉亚娜说，这可是一大笔钱，大有油水。

　　 这时候，彼尔姆州的州长出面了。他告诉馆长施米罗夫，纪念馆要收回，由政府主办。施米罗夫坚决反对。州长坚持收回，指定10月9日谈判收回的具体方案。于是，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飞往莫斯科，向国际记忆协会主席阿瑟尼·罗津斯基（Arseny Roginsky）求助。

　　 政府掏钱政府办，究竟有什么不好？

　　 塔吉亚娜说，2012年举办人权节，请俄罗斯和各国客人来彼尔姆-36，在旷野上搭帐篷，唱歌，朗诵诗歌，政府就大加限制，这个不许请，那个不许请，否则就不给经费。为难之际，德国的伯尔基金会表示愿意出钱，2012年的人权节才办成了。2013年的人权节，政府在最后一分钟通知他们，经费砍掉一半，人权节就没办成。如果由地方政府主办，对项目来说是灾难性的。

　　 2013年10月8日，在莫斯科“国际记忆协会”的会议室里，我们初次见到施米罗夫和塔吉亚娜。记忆协会执行主任叶莲娜·热姆科娃（Elena Zhemkova）简单介绍说，他们到莫斯科办事来了，过几天你们还会见到。“办事”这个词，还有两位馆长谨慎的外地人举止，让我想起中国那些到京城跑关系的人。

　　 他们确实想跑关系，借助中央力量，对抗地方最高长官。

　　 二、记忆版图上的竞争

　　 在俄罗斯历史记忆的版图上，一直有不同力量竞争，记忆协会也是重要角色。

　　 国际记忆协会的前身，是一个名为“记忆”的小组和非法出版物。

　　 上世纪70年代，罗津斯基大学毕业，分配到乡村当中学教师。他发现教科书上的许多内容与当事人的记忆不符，就组织了“记忆”小组，约稿子，采访历史当事人，每年汇编出版，刊名也叫《记忆》。

　　 《记忆》发表的文章，涉及一些敏感话题，例如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大罢工事件。当地工人因物价上涨和计件工资下降罢工，军队开枪镇压，23人死亡。消息被严密封锁，这个话题成为禁区。

　　 记忆小组将文稿弄到巴黎，印刷后弄回国内传播，一年出一本。出到第四本，1981年，罗津斯基被捕，判刑四年，罪名是泄露秘密档案。

　　 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罗津斯基出了劳改营，接着做《记忆》。苏联解体前，他已当选代表，进入最高苏维埃人权委员会。罗津斯基参与了有关平反和监狱管理法律的制订，1996年担任国际记忆协会主席。

　　 国际记忆协会，又译国际纪念协会（International Memorial），全称是“国际记忆-历史、教育、人权和慈善协会”，响应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倡议，于1989年1月成立。现在俄国各地有60多个分会，还有80个国际分会。

　　 罗津斯基说，协会是非政府组织，与官方组织无任何关系。我们遵守所有法律，此外不服从任何官方命令。这在俄罗斯很不寻常。很少有什么组织能够独立于官方。官方不喜欢我们，但也不敢对我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因为社会舆论不允许。社会舆论支持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解释，支持我们维护今日人权。这些问题在当代俄罗斯非常重要。

　　 罗津斯基向我们介绍了官方对恐怖记忆的控制及政策变迁。

　　 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红色恐怖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亲友也受到牵连。这些事实，当时不许公开谈论。

　　 赫鲁晓夫时代开放了一些，但是半遮半掩。那时的口径是：恐怖是针对党的，党是正确的，坏事是斯大林干的。

　　 实际上，罗津斯基说，恐怖是针对全体人民的，并不仅仅针对党。但民众的记忆被扭曲了。赫鲁晓夫的观点是，总体是好的，有个别错误。可是，我们认为，恐怖是这个国家的基础。没有恐怖，这个制度就不能存在。另一个虚假的说法是，恐怖只是短期的，很快就停止了。实际上，恐怖是长期的，大规模的，2000万人死于恐怖。（由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的死亡人数，有1000万说，1200万说，2000万说。见《古拉格：一部历史》第639页）

　　 赫鲁晓夫下台后，媒体连这些也不提了。在官方版本的历史记忆中，恐怖并不存在。

　　 戈尔巴乔夫时代，人们有了谈论这些话题的自由。记忆协会成立了。我们要公开地把罪恶说成罪恶，让人们了解我们的历史上有过长时间的血腥时期。我们要把受害者的名字公布于世。我们要把这些刻上纪念碑，写入教科书。这就是我们在80年代末期的工作。

　　 进入90年代，一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开始追溯历史，以便为自己的合法性正名。罗津斯基在《斯大林主义的拥抱》一文中说，民众也渴望确认自己是谁，俄罗斯是谁。政府在90年代推出了历史上的光辉形象——斯托雷平、彼得大帝等等，但民众没有接受。他们太遥远了。

　　 叶利钦时代之后，政府想打造一个伟大国家的形象：这个国家永远伟大，光荣地克服了重重考验。政府需要这种历史形象来团结民众，恢复国家权威的连续性。在这个背景之下，斯大林的伟大领袖形象再次凸现出来。

　　 与政府的努力相反，国际记忆协会不断强调斯大林时期的恐怖历史，在集体记忆的版图上，强调那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罪行。

　　 记忆协会的档案馆馆长阿廖莎带我们参观了她们搜集的史料。25年前，他们开始冒着风险搜集苏联时期的档案。现在，大房间里排满了档案柜，一些房间里还保存着古拉格时期的服装、信件、手工和绘画。档案和图书向社会开放。他们还搜集整理受害者名单，据她们介绍，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估计有1200万人（同上），目前已经搜集到300多万，其中包括有名有姓的11900多个中国人。档案馆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叫“最后的见证者”，请古拉格受害者讲述亲身经历，他们搜集整理出来的470个小时的音像资料已经放到网上。

　　 为什么专门搜集这类资料？罗津斯基的说法是，恢复历史真相不是恢复所有的真相，而是核心部分的真相。然后，用立碑或挂牌的办法保存人们的记忆。

　　 我们参观了记忆协会建立的纪念碑。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卢比扬卡广场，当年的克格勃大厦旁边，放了一块从古拉格发源地索洛韦茨基群岛运来的岩石。虽然巨大而沉重，却是倾斜的，让人感觉基础不稳。在比较偏远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公墓，我们看到了纪念雕像。很多在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在顿斯科伊火葬场火化，雕像下边的池子里，就有成千上万受害者的骨灰。

　　 罗津斯基说，现在的年轻人在莫斯科大街上走过，他们不知道，历史上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这里被捕。没人记得他们。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上应该有标志牌——某某在此地被抓走，某某杂志在此处被查封。这些事应该做，可是我们做得不够。

　　 罗津斯基所说的，是记忆协会推出不久的一个项目：“莫斯科，我们记忆的地方”。他们在一些历史地点挂上铁牌：“1938年，某某在此被抓走枪决。”他们并未寻求谁的批准，一批标志牌突然出现在大街上，吸引了许多人，有些地方还有人献花。

　　 罗津斯基想做大的事，我们曾经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城市里看到。走在柏林或维也纳街头，经常可以发现某个建筑物门前镶嵌着铜制的地砖，上面刻着某人的名字和生卒日期，说他于某年月日在此被抓走，死于某地。德国人把这个活动称为绊脚石运动。这些标志将眼前的建筑与重要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在城市里营造出意味深长的历史时空。

　　 这些工作对现在有什么意义呢？

罗津斯基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