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方式

   国家治理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国家治理”并不能简单地从价值判断上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各国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同,”国家治理”的方法也应因地制宜,也必然多姿多彩。治理方法的标准不是价值判断,而是治理的效果:人民安居乐业代表善治,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代表恶治。

   按照流行的说法,区分”现代”与”传统”政府的要素有两对: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信这种所谓”学问”的人认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病症都一样,并给所有病症开同一个药方,即竞选和法治。

   撰写”现代”法规易如反掌,但若硬要”闯关”就会搞得鸡犬不宁甚至天下大乱,由此产生负面的治理效果。仅靠两三个书本概念治国是要遭天谴的,如王莽。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的差异来自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来自少数精英的”顶层设计”,而且这些”设计”塑造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差异。因此,唯心史观否定上层建筑来自人们多姿多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如王莽那样信奉”制度决定论”,热衷”改制”。

   治国靠的不是消极的”改制”,如同拆了克里姆林宫不等于建了白宫。治国靠的是积极的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度是社会存在的结果。政府不是空中楼阁,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社会在变化,制度也在变化。没有不变的社会,也没有不变的政府制度。给所有政府制度贴”两分”标签是浅薄的。从这个角度看,除了神学,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应强调”问题意识”,抓”主要矛盾”,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出色的大政方针、明确的政治路线、统一的思想路线、严谨的组织路线比制度重要得多,并能促进制度不断进化。

   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必然催生一堆新问题,催生新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针对新的主要矛盾提出新政策。由此,国家治理才能在永恒的矛盾中进步。这是积极的辩证法。

   因为认识到新政策会导致新问题,甚至担心可能提出错误政策,所以有些中华先贤强调”无为”,强调”顺其自然”。这是消极的辩证法。然而,由于当代的国家生存竞争非常激烈,消极的辩证思维已很少见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为政府必须承担决策责任,而且还要承担正确决策的责任,为错误决策付沉重代价。

   “大事”与”小事”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以往三十六年里,我国经济建设大踏步迈进,创造了人类奇迹。这是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按照他的智慧,从1979年到2079年,我国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都应当是经济建设。目标是人均GDP超越西方国家的人均GDP,让我国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这是”大事”。

   然而,除非居庙堂之高,而今处江湖之远的亿万城乡家庭每天都生活在种种不满甚至愤怒中。那些愤怒缘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小事解决不了拖成大事,大事拖到爆炸。这些事细如牛毛,五花八门,笔者尚无力分类概述。但笔者确切地知道,人们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丧失了对社会公正的信念,日渐感到绝望。这是我国社会不稳乃至势若干柴烈火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花大气力”维稳”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小事”。

   为什么中华遍地都出令人愤怒的”小事”?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组织”没了,只剩下办大事的”行政社区”和行政官僚。自然社区是由熟人构成的、最基层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一夜间,人民没有了自己的组织,没了公共生活,丧失了对直接涉及自己利益之事的发言权,成了”屌丝”。人人被迫自保,人人就不得不自私自利。一夜间,”以民为本”变成了”以人为本”,个人拥有了侵犯他人和公共利益的”个人权利”。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如私家小汽车获得了占用公共道路和社区公共空间的停放权利,剥夺了行人和老人小孩的权利。人人彼此占”小便宜”,人人就都愤怒不满。公德消失了,我国社会重新退化成难以治理的”一盘散沙”。

   小事办不成,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今天的人民不满、愤怒,对办大事日渐冷漠,支持度不断降低。普通人生活中的公正梦破碎,中国梦就成了庙堂梦。日常生活环境里的种种不公正使很多人不再认同和信任党和政府,任由浅薄的”公知”忽悠”改制”,忽悠拆故宫建白宫。政府被迫提出各种具体或空洞的目标取悦民心,主导国家发展日程的能力严重下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在被其他目标模糊、覆盖。

   办不成大事又能怎样?首先,没有高速经济发展就难以迅速出现产业升级和环境上的美丽中国,难以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其次,每日面对无数自私自利”耍无赖”的个人,政府行为也必然变得”无赖”,官员自私自利就有了理由和空间。再次,组织起来的政府面对分散无组织的个人,非但”治理”日渐艰难,把官权”关进笼子”也成为不可能。

   人民成为无组织的个人,办不好小事,缺少日常生活的公正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

   在我国大肆宣扬个人权利显然是食洋不化。西方讲个人权利,因为那里过去和现在的公共或集团极为强大。西方到处是市民会社,社会按阶级分层严密组织起来。若不讲个人权利,西方社会就没有自由。但在我国,公共意识自古以来就薄弱,个人权利意识是独立小农的本性,无需培育讲授。张家的猪吃了李家田里的谷就可能出人命,开车加塞儿和上公交车蜂拥抢座更是”理所当然”。我国私权意识和化公为私的欲望天然强烈,集体和公共意识则是教育出来的,甚至知书达理者的公共意识也薄弱到令洋人拍案惊奇的地步。

   “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原本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人民依托”自然社区”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社区人民依照天理人情和道义,自己解决彼此矛盾,自己调节利益,自己搞卫生清理”龙须沟”,自己集资办基础教育,扶危救困、守望相助、维护治安。这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当国防外交、三峡高铁的主,而是在涉及自己直接利益的事情上有发言权和集体决策权。

   人人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当家作主,五花八门的小事就能迅速得到解决,人们就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公正。对日常生活的公正和伦理道德有信心,人们心情愉快,就会支持国法,支持政府办大事。

   政府支持并尊重自然社区自治的集体权力,便能免除”小事”之扰,保持人员精干,减轻人民负担,集中财力和精力”办大事”。当人民退化成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政府也必然腐败软弱。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社会规律。

   所以,人民认同政府的根基是自然社区认同,人民热爱祖国的根基是热爱自己生活的自然社区。有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新中国就坚不可摧。

  

   科层体系”与”扁平组织”

   “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政府在报纸新闻上天天说自己在管亿万家庭的小事,而事实上根本管不了,就更增加了民众的不信任。当今的决策者急需认识到科层体系的能力限度。为什么政府管不了?

   首先,这些”小事”中的每一件都跨法规、跨部门。政府要是能管,就不叫科层系统了。科层系统分门别类,依法办事。而社区内形形色色和千奇百怪的小事每件都跨法规、跨部门。哪个公务员去管,责任和风险自负。若相关的公务员头脑清楚,就必定”踢皮球”。这是执法机构依法治国的理性本能。而且,公正处理小事靠的是”天理人情”而非”法治”。触犯国法的事是大事。小事都发生在没有法律和法律模糊的地带,无从执法。何况,到处发生轻微违法的小事就只能法不责众,以免激起民变。

   其次,全世界没有任何政府能付得起管”小事”的高昂成本。若北京城拿公务员福利待遇的官员都去处理鸡毛蒜皮的小事,内政国防外交的大事就办不成了。科层系统本质上是办大事的机构,升迁就意味着不再管小事,专管小事的官员几乎没有升迁希望。而今政府雇佣了大量”城管”和”协警”去管人民的小事。连满地满墙乱贴小广告的”游击队”都制止不住,管理成本却直线上升。而且,他们同工不同酬,没有升迁希望,还要背负所有的”违法”指责,早晚会成为”维权”力量,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世上没有任何官僚体系专管小事,人民中五花八门的矛盾需要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决。”科层体系”是办大事的机构,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才能办小事。

   而今,人民自己的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没有了。自然村变成了管着万人以上的行政村,居委会更成为科层体系的一部分。从此,”乡绅”成了科层体系的下属,拿政府工钱,为科层体系办大事。

   没有了自己的社区扁平组织,没有了自己的”乡绅”,人民丧失了公共生活,就变成了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个人。社区里发生各种污泥浊水的事而没人管,人们就对正义逐渐丧失了信心。日常生活里缺乏公正,中华民族的公共伦理道德就丧失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曾经是扁平组织,所以极为亲民,专为百姓办小事。干部战士要保证”缸满院净”,还要”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这是党和人民血肉联系的来源。但搞革命任务简单,执政搞建设任务复杂。时代不同了,因为要办经济建设的大事,扁平的党政机构不断增加科室和层级,就变质为科层体系。高官可以”亲民”随便去百姓家探望,但百姓不可以”亲官”随便去高官家探望。在科层体系内升迁得越高,离普通百姓的生活就越远,离小事就越远。

   承认科层体系办不了小事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办好小事,解决社区生活中缺乏公正的问题,不是靠严格法治、推行选举、逼官员下沉、实行彻底市场化,而是靠组织人民,靠自然社区的扁平组织,靠人民的自组织。”全覆盖”成本高昂,不可持续,也是基本做不到的,还有可能把我国变成脆弱的”警察国家”。以人民的”参与”取代政府的”覆盖”方为人民民主的正道。

   我国经济建设的进步同公众与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一道发展。”转型期”、”深水区”、”利益多元化”、”制度落后”之类的解释,既抽象、空洞,又无助于认识和解决问题。人民自己的事要人民自己来办。人民组织起来就能自己办好自己的”小事”。组织起来,”个人”就变成了”人民”,就会有”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就能制衡政府官员胡作非为,把官权”关进笼子”。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一样。

   重建自然社区自治

   需要明确的政治路线——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无组织,无法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公正问题。亿万自私、分散的个人(找科层体系)寻求公正而不可得,就不满、愤怒,社会就变得难以治理。

   因此,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恢复自然社区组织,重新把人民组织起来,让人民参与,当家作主,在社区公共生活中解决自己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小事,恢复人民对公正和伦理道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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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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