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国民党抗日有功吗》
国民党抗日有功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有。国民党组织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当然有功。可是，我们似乎没有几个国民知道：国民党虽然抗日有功，但是十分讽刺的是：对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也有一部分的责任——当然，这里所说的不是对日本应负的责任，而是对中国国民所应负的责任。
1905年日俄战争打完之后，日本将东北大地交还给大清国，作为战死十万日本兵、耗费二十亿元战费的报酬，大清国最终在谈判桌上同意日本“继承”俄国在东北的一些殖民利益，它们是：南满铁路、旅顺租借地、大连租借地，以及一些林产和矿产，我把它们高度总结为
“两地一路一林一矿”——这个条约叫做《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条约从中国大陆诸多的历史读物里面，消失了。
事后众所周知的是：无论是晚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都默认了日本在东北所“继承”的这些殖民利益，从来不去挑战它们。因此，无论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都和日本基本上维持了友好的关系，所以从1905年一直到1926年，中日关系尽管在1915、1919两年里有那么一点点的磕磕碰碰，但是在一连二十一年的光阴里，总体上维持了友好，尤其是在段祺瑞时期，中日关系更是达到了巅峰——北洋军队曾经一度吃的、穿的、用的、扛的，都由日本供给——北洋时期的中日两国，根本就谈不上打仗，甚至是连战争的影儿都没有。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后来在国民政府时期，中日两国又大打出手了呢？——答案是：因为国民党上台、并开始挑战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殖民利益（即上述的“两地一路一林一矿”）。
1926年，当时执掌北洋政府的，是和日本关系总体良好的张作霖。而在广州这边，为了争取民心、为了打倒张作霖的北洋政府、为了上台执政，国民党集团在苏联的煽动和策划之下，破天荒地打出了一个
“打倒帝国主义”的民心旗号，并开始在大江南北，开展了一系列的排英、排日活动。
在南方各大城市，国民党在苏俄的怂恿之下，大搞抵制日货、煽动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罢工，极端排外，在媒体上挣足了民心，一度迎合了民粹主义的激进主义思想——显然，这为国民党顺利上台执政，营造了必要的合法性。
1927年3月，北伐军杀进南京，更是杀死日本侨民一名，并捣毁了日本驻南京领事馆，捣毁到什么程度呢？捣毁到连日本领事馆的尿壶、地毯都给搬了个精光。
这就是历史上的“南京事件”——这件事直接导致了日本温和内阁的倒台以及对话强硬派田中义一内阁的上台——并为一年之后爆发的“济南惨案”，埋下了伏笔。
在北方，1928年张学良宣布归顺国民政府之后，国民党立即将“党部”开到了东北，并在东北开始有组织、有规划地排日。
国民党在东北的排日措施有：
支持张学良集团在东北修建和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用这个办法，迫使“南满铁路”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注意：在1905年，清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不能修筑平行铁路。
此外，支持张学良在东北推行 “不准租地给日本人”
的运动，故意排挤日本侨民。由于东北当局不准中国国民租地给日本人，在东北闹出了以
“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一连串外交纠纷。
在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东北军甚至干出了不经审判、秘密处死日本军事间谍的拙劣行为——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是连中国自己的法律都违反了。
更严重的是：国民政府公开打出“收复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的政治主张。当时日本政府派专员到南京国民政府探口风，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对日本人坦率相告：“是的，我们不但要收回南满铁路，而且旅顺、大连，我们也要收回”，这等于是单方面宣布撕毁《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以及后来的《民四条约》——撕毁“不平等条约”当然是爱国行为，可是，你国民党当时有这个本事吗？
当年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激进到了什么地步呢？他面对一些稳健人士（例如汪荣宝）的规劝，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不用怕日本人，他们不敢打我们的！”——短短几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狠狠地刮了王正廷一个耳光。
必须承认：国民党以及东北当局打着“救国”的旗号所推行的这些排日政策，的确是爱国的，但是，这是否符合当时中国的最大利益？却是另外一回事——事后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国民党的对日政策，过于激进，并在客观上促进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平心而论，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迫在眉睫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而不应该急于解决历史上遗留的外交问题、不应该急于挑战当年如日中天的日本帝国。举个例子：香港一直拖到1997年才解决，又有何不可？在“轻重缓急”这一点上来说，国民党当年的外交政策，显然是有失稳健的——这一点，稍有行政工作经验的、稍微明白事理的读者，都不难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对中国动武的打算，而是仍然坚持外交谈判，可是这时，日本的军人坐不住了，他们认为：日本的文官政府“不爱国”、“窝囊废”，日本军人认为自己“不能坐视国家利权丧失”、“不能辜负明治先烈的鲜血”，所以，他们决定：撇开政府，单干！
1931年9月18日，不甘于日侨在东北破产的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索性武力侵占了东北三省，以作为对国民党政府排日政策的剧烈报复——我们必须严正地指出：关东军的这个报复行为，的确是做得太过分了——但是，如果国民党不排日，则关东军未必会这样做，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中日两国1905-1931长达26年来的和平？
关东军的报复行为，也引起了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而国民党这时候才知道：自己“闯祸”了。但是，国民党有苦说不出，既不敢承认“满洲国”，也不敢奋起抗日。
但是，由于国民党不承认“满洲国”，日本拿到东北之后不放心，所以有意识地插手华北，想将华北制造成一个“缓冲地带”、以营造“满洲国”事实上的国防安全，所以，多米诺骨牌一个接着一个倒下，也就有了后面的“七七事变”、“淞沪战役”、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这里面的原因错综复杂，在一篇小文里，根本说不清楚。
总结起来说：国民党打着“救国”的旗号，急于收回清政府时期丧失的
“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不料却因此惹怒了日本，从此推倒了中日战争的多米诺骨牌——以“爱国”为初衷，却以“祸国殃民”而告终。
打个比方。相当于一个汉子，将山上的老虎引到村里来，然后组织村民打虎，死了好些村民之后，终于将老虎打死，村民从此称颂汉子打虎有功，但是却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老虎是谁引来的”？
从我看来，所谓 “国民党抗日有功”，就是这样的一个笑话。
更简明扼要地说：如果没有国民党，中日战争也许不会发生。
一群革命党人，用 “革命”的思维去开展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以为这样才够
“爱国”，结果不小心摸了老虎屁股，被反咬一口，而最终受害的，还是中国的广大老百姓。
国民党的确抗日有功，但是除了当年的日本军阀之外，国民党人，也是中日战争爆发的主要推手之一。也就是说：是日本军阀和国民党，联手推动了中日交恶、乃至中日战争的爆发。
所以，当我们歌颂
“国民党抗日有功”的时候，是否也应该总结一下：大国当家，不是过家家，凡事不但要分轻重缓急，而且还要掌握火候，要在适当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而且还要做得有艺术——治大国如烹小鲜，如果不计得失利弊、单凭一股“激进”的热血去“救国”，往往会适得其反。我想：近代史留给我们的教训，还应该有这么一条。
冯学荣， 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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