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季乃礼：民族危机与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更替

　　 【摘要】君主的轮换、朝代的更替，甚至是典则的改变都不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危机，真正的危机是文化上的危机。文化比较所体现出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全面落后。如何拯救民族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伴随解决民族危机的过程，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

　　 【关键词】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　政治思想　民族自强

　　 【中图分类号】Ｄ092　　　　　 【文献标识码】A

　　 问题的提出

　　 中国政治思想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萧公权将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封建天下、专治天下以及近代国家。其划分依据实际是政治制度，而非政治思想本身。刘泽华根据政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指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各种思想，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其归宿基本都是王权主义。”①具体来说，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法家，都是主张王权主义的。汉代以后，儒家实现了独尊，但是王权主义的思想主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只是王权主义论证方式的改变。

　　 但是近代以来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否还是王权主义？如果是，王权主义是否有所变化；如果不是，近代以来的核心思想又是什么？要想回答此，就必须分析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换言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危机是什么？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是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过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会发现有两大转变：一是政权组织形式的转变，由君主专制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制，进而变为社会主义；二是民族地位的转变，由“华夷之辨”下对中华民族的自豪，转变到遭受压迫、屈辱，直到民族独立。可以说，政权如何组织、民族如何实现独立成为近代以来各个思想家思考的主题。在政治危机中，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哪一种危机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对王权主义的思想是否有冲击，冲击之后的王权主义又是如何变化的？

　　 简单来说，典则的危机在于以前没有遇到无“君主”的社会，因此也没有无“君主”的国家设计方案；而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的机制失灵。两种危机中，民族的危机占据主导地位，民族的危机导致了“君主”体制的危机。“君主”体制的消亡，王权主义的幽灵有所削弱，但并没有随之消失。

　　 政治危机的层次划分

　　 伊斯顿在其《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中把政治系统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政治共同体，指的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它的独到价值在于它有一个潜在的含义：在所有的系统功能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具有内聚力的粘合剂，即系统成员对共同体的感觉或感情。二是典则，指分享政治权利时的游戏规则。第三是当局，指经选举或任命的官员，他们有权制定和实施政治决策。②

　　 伊斯顿所说政治系统的层次其实是针对欧美社会，具体来说是指美国社会，应用于中国政治的分析是有距离的，但伊斯顿的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政治系统是可以分层次的。借鉴伊斯顿的理论，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以把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系统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民族。按照伊斯顿的说法，是由政治分工联合在一起的人群团体。自中国有国家开始，就基本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天下”的概念，朝代可以更替，但是“天下”未变。这也是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中华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责任。这里的“天下”，也是“华夷之辨”中的“华”，即“中华民族”包括生活在中华疆域内所有的民族。但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所变化。譬如，兴中会建立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把满族排除在外。但一般情况下，只要认同以汉族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基本都可归入“中华民族”。

　　 二是典则，即政权的组织形式，对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君主专制即是最主要的典则。近现代以来有关改良还是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之争，也涉及到典则。

　　 三是朝代。一般而言，典则相对比较稳定，朝代则可能更替频繁。君主专制历经两千多年，但朝代却不断更替。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一个朝代中也可能经历典则的变迁。譬如东周以及清朝末年的立宪运动。

　　 四是现任的领导。有权制定和实施决策者，在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指君主。以上四个层次中，近现代以来所面临的究竟是哪一种危机呢？

　　 自夏商以来，针对君主的承袭中国有一套制度和规范。某人继承君主之位，或可解释为长子继承制，即因为他是老皇帝的长子；或者老皇帝亲自立为继承人。君主在位被废除的情况比较少见，即使出现也有合理的解释，譬如君主或道德上或能力上存在问题，难以承担上天和祖宗交给的任务。因此君主的承袭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心理危机。鸦片战争以后，每位皇帝的继位均很少在思想界引起剧烈的波动。

　　 对于王朝的更替历史上有一套理论解释。首先，道德上的解释。汤武革命被解释成以有道伐无道，即一个王朝的君主属于无道的昏君，那么就可能被其他王朝代替。其次，宗教上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解释为上天的安排。每个朝代建立后，都要郊祭上天；或到泰山封禅，意在昭告天下，君权神授。最后，军事上的胜利，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此，对于王朝的更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把王朝的更替也视为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

　　 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则是中国历史上很难遇到的。尽管学术界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由奴隶社会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相应地由分封制转变了君主专制。但在此转变中，“君主”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实并未改变。具体来说，自夏商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天不可一日无日，“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白虎通·论诸侯袭爵》）的观念。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人们很难接受没有皇帝的政权。自洋务派以来，直到维新派，他们在国家设计中，都把君主放在了核心位置，直到革命派时才提出废除君主制。但是君主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都是君主制“回光返照”的表现。尽管国民党政权废除了君主，但是蒋介石俨然成为另一个皇帝。以上诸种皆受此观念影响。

　　 民族的危机更是如此，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在与外族的交往和斗争中逐渐取得了优势，而且形成了一套避免民族危机的机制，这套机制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遇到了挑战。

　　 民族危机的解决机制

　　 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始终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华夷之辨”中的“华”是许多人维护或强化他们自尊的来源，即生活在中华共同体范围内者，可能自己政治、经济地位并不高，生活也并不如意，但是归属于中华民族，本身就能够带来自豪感。

　　 如何来区分“华”与“夷”？最早是以血缘，即炎黄子孙属于“华”，其他归入“夷”。夏商西周以来，华夏族群居于中原，番夷依方位分为“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此时以地缘区分华夷。东周末年，诸侯称霸，孔子以春秋大义，提出尊王攘夷，开始出现文化的标准，以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区分华与夷。如楚国尽管国力很强，但因文化落后，中原诸国以蛮夷视之。其后文明不断进步，中原诸侯才与之会盟，把它归入华夏文明圈。

　　 自先秦以后，在“华夷之辨”上占据主流的仍然是文化因素。出生在女真族统治之下的郝经为论述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满清入主中国后，继承了元朝对华夷之辨的阐释。雍正《大义觉迷录》云：“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清末的学者，如梁启超也延续了雍正的这一观点，“《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9页）

　　 总结以上观点，可以发现，华夷区分的主要标准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先进，夷人的文化落后，夷人如何学习中华文化，具体来说，学习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最终也会变成华人。反之，如果华人不习中华礼仪，不识儒家经典，那么就会变成夷人。由此可以解释中华民族认同长久的原因，尽管朝代不断更替，尽管少数民族多次入侵中原，建立政权，但我们仍然保持文化的自尊。这些入住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譬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及辽、金、西夏，乃至以后元、清诸朝，他们都最终接受了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这反而更加提升了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儒家为何能够吸引少数民族主动认同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儒家思想是注重思想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派。儒家重视礼议的演练，主张不同社会角色之间要遵守不同礼仪，这些礼仪保障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同时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譬如对待少数民族以安抚为主，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的认同。当然，更重要的是政治话语体系的相似性，儒家倡导王权主义，支持君主专制的社会秩序。当时的各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也都是“王”统治下的等级社会。这种相似性使两者成功地实现了政治思想的对接，把各个少数民族的亚文化置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下。

　　 军事上失败后，寻找文化的维度来进行比较，这是我们与周边少数民族打交道过程中维持民族自尊的路径。近代以前，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遇到文化的危机，而一旦文化遇到危机，则标志着中华民族危机的真正来临。文化的危机，也是政治思想的危机。

　　 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仍有人主张文化优于西方，不足的只是“器”的方面，直到张之洞还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华文明是根本。但从维新派开始，慢慢意识到了文化上，尤其是政治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上的落后，文化上的危机导致中华民族认同的危机。中国人在与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只有寻找到适合中国强大的方式，与外国人竞争，才是重获民族自尊之路。而此后各种政治思想的产生即围绕寻找强国之路，各种政治思想的衰落也恰恰因为其提出的救国之路失败所致。

　　 民族自强与政治思想的演变

　　 摆脱民族危机，使民族自强成为近现代政治思想的主线。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两大发展主线：一是实现民族自强。二是改革典制。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过程。这期间曾经经历过戊戌变法，引进了部分资本主义体制，但君主本身权力依旧；到清末立宪时期开始削弱君主权力，实行内阁制，直到最后抛弃君主。君主专制体制虽然消失了，王权主义的幽灵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在此后的历史中多次出现。如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共产党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独裁等等。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些反独裁人士的思想也或多或少受王权主义的影响。

　　 在外族入侵的历史背景下，追求民族自强的思想超过了追求民主化的过程，民族的危机感所导致的追求民族自强成为近代以来政治思想演变的主导性线索。理由如下：

其一，与典则的危机相比，民族的危机更具有持久性。所谓持久性，指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存在，占据着各个时代人们心里的重要位置。国门被打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许多思想家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意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