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子的血案和顾城的杀妇

   如果说上海的先锋诗人是被市民习性给束缚住的话,那么北京先锋诗人的问题是出在这个城市的皇城传统上。北京的先锋诗人,只要在诗歌话语上一夸张,并且夸张一成功,一见效,马上就会产生皇权在手皇袍加身的幻觉,从而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变成了皇上。

   记得是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先锋诗人(不是我前面谈论的那一批)通过我的朋友奚愉康,邀请我和宋琳去长兴岛,与从北京来的那位《今天》元老诗人芒克会面。在场的除了我和奚愉康还有奚愉康的一个摄影家朋友,其他全是诗人。有个号称老门的小矮个,不知是诗人还是画家,像保镖一样跟着芒克。一伙人在饭店里坐定,开始胡侃起来。不知是谁,突然举起酒杯,带头说道,芒克是我们的领袖,我们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于是,诗人们一个个起身表示,要高举芒克的旗帜,跟着芒克前进。连宋琳也作了如此表示。我当时整个懵了,弄不清这算是跟诗人聚会,还是上了什么梁山泊。我于是站了起来,冷冷地走到一边。

   这时,饭桌上的眼光全都朝我转了过来。一阵沉默之后,芒克开始发话说,有些知识分子,总要摆些架子,不愿意同心同德。芒克话音刚落,门保镖立即呼应,开始猛烈批判知识分子的清高。这么乱哄哄的闹了一阵子,最后我忘了是怎么了结的。好像是奚愉康站起来打了圆场。

   后来,一伙人回到上海市区新客站,坐在附近的一个小饭店里又侃了起来。芒克以君临天下的口气,大谈诗歌的至高无上。我听了之后,告诉芒克,在所有的艺术当中,诗歌不是最高形式。他问道,那你认为什么是最高的?我回答他说,音乐。于是,彼此就争论起来。这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通通站到芒克一边,硬说诗歌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就连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且当时也完全同意音乐高于诗歌的宋琳,也跟着一起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这场争论后来是芒克找了个什么台阶,大家才平静了下来。但不管芒克如何想平息我的反感,我对此情此景此人之厌恶,已经无可挽回。

   在这之前,我刚刚论说过芒克及其诗歌。我在1989年初写的一篇论说80年代先锋诗歌思潮的长文里,对《今天》诗派的核心人物芒克,作了不下于北岛的评价。可惜的是,那稿子还没写完,就在那年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要是我早知道芒克会在我面前上演了如此一出南面称孤式的领袖戏,那篇文章也就不会那么写了。

   我后来非常愤慨地说了一句,没想到这个芒克竟然比李陀还李陀。

   当年《今天》诗派的那些诗人,除了远在福建的舒婷,几乎个个成了疯子。有的跑到西方整天等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有的躲在纽约闻着《村声》报的铅字气息过日子,有的在新西兰上演了一出杀妇自毙的血腥闹剧。剩下这个芒克,我以为会正常一些,不料同样的疯疯颠颠,如同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那个慕容复。

   更为糟糕的是,《今天》诗人的这种神经病好像是有传染性的一样,使在北京的先锋诗人,一不小心就得病。欧阳江河那种知识分子写作一说,还算是得了小病,虽然在潜意识里不乏话语中心话语权力的妄想,但还不至于不可救药。最惨的是海子,被那种皇权为里文化为表的大而无当的狂想送上了铁轨。我一直认为,海子的死是一种谋杀。就像当年的殷夫被同伙借他人之手所谋杀一样,海子是被他的诗歌所谋杀的。

   从意像上看,海子的诗跟殷夫非常接近。同样的充满激情,同样的大而无当。只是殷夫在诗歌里扮演的是以解救天下芸芸众生为己任的红色侠客,而海子则在诗歌里借助夸张之极的意象扮演了一个诗歌王子。

   按说,五四新诗的大而无当,殷夫并非是始作俑者。郭沫若的诗歌,在吹牛皮和自我夸张上远比殷夫没有节制。但郭沫若再胡言乱语,头脑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是在表演,他知道自己的表演不是为了把自己真的奉献出去,而是通过表演为自己捞进点什么。因此,郭沫若绝对不会傻到像殷夫那样真的把小命也一起演进去。郭沫若当年一写完声讨蒋介石的所谓檄文,马上溜之大吉。在这方面,写作檄文的郭沫若也罢,写作《从牯岭到东京》的茅盾也罢,一个比一个精明。他们再革命,也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小命给革掉。但可怜的殷夫哪里懂得这种在诗歌里是一回事、或者说、小说里是一回事、而在现实生活当中又是另一回事的奥秘。殷夫于是傻乎乎地成了烈士。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北京那些牛皮哄哄的先锋诗人身上。芒克虽然不需要像郭沫若那样闹革命,但他也跟郭沫若一样善于喜欢混江湖。他在扮演诗歌皇帝的同时,也明白这不过是闹着玩儿的。在京城里混了这么些年,皇帝好做不好做,这种道理芒克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因此,他闹得再认真,也知道不过是逢场作戏。假如日后说起长兴岛那一幕,他可以非常潇洒地说一声,那哪能当回事,逢场作戏罢了。

   我相信李陀也懂得这个道理,具体我后文细说。我之所以说芒克比李陀还李陀,不仅是说芒克在胡闹程度上跟李陀相近,也是指他其实跟李陀一样的心知肚明,并且看上去也跟李陀一样豪爽。

   但海子哪里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从外省农村跑到北京念书,进的又是北京大学。那所大学虽然有科学和民主的传统,但在那里面念书的学子,一个个都感觉自己比陈独秀还陈独秀,比胡适还胡适。没有一个肯说谦虚话,没有一个愿意低调行事的。北京的皇城气氛,加上因在北大读书而来在所难免的自我夸张,然后再是北京诗歌界自《今天》以后的先锋诗风。那样的诗歌风气,在意象营造上力求夸张,无限放大,仿佛是一场大而无当的比赛。你说你写的是《诺日朗》,我则在天空挂上一个“悬棺”,海子不甘落后地在诗行里一笔一划地画出了“太阳和土地”。所谓党卫军雨衣反穿,在上海的诗人笔下,不过是说着玩儿的事情,可是在北京的诗人几乎全部反穿了党卫军的雨衣,有的也许还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

   然而现实生活跟诗人的夸张正好相反。银幕上放的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此片在怀旧的名义下,从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写出了阳光灿烂的感觉。皇城里富起来的人们则在胡天胡地地吃喝嫖睹,使知识在财富面前黯然失色,使诗歌更是变得一文不值。北大的学生因此一个个焦灼不安,内心深处有太多太多的能量需要释放,却一时上找不出突破口。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打量大学生的眼光越来越暗淡,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们在一场未完成的启蒙交响乐里,有关自我抒发和自我实现的主题却刚刚开始,还没来得及展开。

   这样的焦灼,这样的张力,通通集中到海子身上,最后以断然自杀引爆成因为写诗而卧轨的血案。

   假设1989年的风潮早一点爆发,海子可能就不需要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王子地位了。因为历史会给他提供更合适的自我证明机会。但他太性急了一点,或者说,内心里的王子冲动太憋不住了一点。就此而言,海子实在是太可怜了。他要是能够再忍耐几个月,那么无限风光就会降临到他头上。他可以拿着话筒嘶哑着嗓子做一把领袖人物,可以找个女孩子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可以绑着布条绝食到底。甚至浇上汽油演一场自焚。但我估计没有必要了。死是绝望的产物,生活一旦有了希望,头脑自然就会变得清楚起来,甚至清楚得比当年的郭沫若还清楚。郭沫若不过是溜之大吉罢了,可是80年代的学生后来居上,竟然学会了在开溜之前把别人送到枪口底下的江湖招术。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海子不死,那么他的很多问题,生活上的心理上的个人地位的不明确上的,都是可以一步步解决的,包括恋爱的失败在内。以海子的诗才,在广场上找个女孩子太容易了。多少平日里默默无闻的学生,多少从来没有被女同学注意的男生,在广场上解决了在校园里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解决的情感问题,性压抑的苦闷等等。

   可是海子等不及了。他急急忙忙地冲出去,把脑袋过早地放到了铁轨上。

   他等不及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他写了太多太多大而无当的诗歌,并且反过来把所有那些大而无当的意象当作补药吞了下去。我把这称做意象吸毒,或者说意象中毒。而在这样的意象中毒背后作祟的,则是皇权意识,皇权崇拜。这类意识和这类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个个人,比如对毛泽东的崇拜。有时表现为对某种自然形象,比如太阳,土地,或者其他什么大物事的顶礼膜拜。有时也会体现在对诺贝尔奖的渴望上,因为得到那样的大奖,就如同被加冕为皇帝一样。反正形式多样,对象不一,但秘密只有一个,要成为高高在上的人物,要成为大众欢呼的人物,要成为君临天下的人物。正如德国人永远不会忘记那场火炬游行,中国民众又何尝忘记过广场上由成千上万的人群组成的红色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那个瞬间,可能将永远停格在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人的内心深处。

   这具体到海子则是,他误以为,用诗歌得不到的东西,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得到。用诗歌证明不了的自我,可以用自杀,用死亡来证明。可怜的海子。要是有个精神分折医生给他治疗一下,也许有救。但中国人其时连如何保护牙齿都还没有学会,哪里懂得寻找精神分析医生看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呀?

   从案例上说,海子确实是自杀的。但从整个自杀的原因上说,海子却是被那个夸张的城市,那所夸张的学校,那些夸张的诗歌,给谋杀的。我写到这里,发现有必要表扬一下我在前面章节里批评的上海先锋诗人。他们的市民生活方式虽然世俗,但绝对不会因为那样的夸张而产生那样的心理问题。小市民再世俗再势利,也永远是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

   假如明白了海子的死因,那么有关顾城的神话,也可以迎刃而破了。

   我忘了是唐晓渡还是其他哪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顾城的一个生活细节。顾城在新西兰时,养了许多鸡。但那里不允许乱养鸡,人家通知他自行处理。于是,顾城只好自己杀鸡。顾城杀鸡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像他的诗歌语言一样简洁明快。他把鸡头一个个剁下来,扔进一个桶里。看上去像是在做木匠活。我记得他有一首诗描写刨木花,写得相当美丽。我想他的剁鸡头被他写成诗歌,也会像刨木花一样动人的。

   正在他剁得十分起劲的时候,有个诗人朋友陪着一个德国的汉学家,前来造访。顾城放下杀鸡的活儿,跟汉学家会面。会面完了之后,那位诗人朋友问顾城,你有没有让人家看见你扔在桶里的那些鸡头?顾城回答说,我早放起来了。我哪能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我在他们面前永远是天真无邪的纯真孩子。

   有关这个细节,当然需要当事人进一步证实。我在此引出,是为了说明,当年顾城的那句名言“黑暗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可能需要适当地修改一下。因为黑暗给了顾城的不仅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同时还给了他一颗黑暗的心。

早在听说顾城找了个女人,像母亲一样地照顾他,而他又像个任性的孩子似的,除了写诗撒娇发脾气,什么都不懂,我就发现事情不对了。这与其说是个可爱的传说,不如说是中国男人十分丑陋的积习。从张贤亮的“马樱花”,到顾城身边的谢烨,中国男人钻在女人怀里发嗲的传统就像孩子断奶一样,始终没有真正断掉过。既然父母宠爱独生子女会造成小皇帝现象,那么被女人如此宠爱的顾城难道就不会以皇帝自居么?既然是皇帝,那么女人的忤逆,就得遭到大辟的惩罚。我不知道顾城剁鸡头是不是用了同一把斧子,但他提起斧子朝他的妇人剁去的时候,那颗人头在他眼里跟鸡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一个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做的没用透顶的男人,哪儿来的如此冷酷的心肠?只有一个解释,因为他把自己看作皇帝。皇帝杀死一个人,还不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只有等到杀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皇帝。因为皇帝杀人毋须自己动手,皇帝杀完人,也毋须自己面对,马上就有人进来把尸体拖走。于是,发现自己不是皇帝的那个顾城,被依然是皇帝的顾城,一怒之下,也赐死了结。做了皇帝的顾城,一斧杀了背叛了皇帝的妇人,再一索子吊死了觉得自己不像是皇帝的顾城。皇帝在屠杀中凯旋,顾城的女人和顾城在屠杀中完成了臣民应尽的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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