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 五年来 焦虑和不安感笼罩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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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内地省份的大部分人来说仍然陌生的地方。提到新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瓜果飘香之壤、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和充满神秘感的异域风情。在媒体上各种新闻中,另人伤心的是“”却渐渐成了一个负面词语。

从五年之前动荡不安的夏季到五年后令人揪心的入夏时节,这片土地仍充满躁动和失望,缺乏信任和理解。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以后会好吗?即便是本土人也无法找到答案,只是在惴惴不安中继续生活。

让我说说这五年来我对新疆的感受。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在石河子的汉人,我的父辈那一带在50年代从江西省和湖南省来援疆。我在爷爷家翻阅照片集时,能看到他和王震的合影。从五湖四海集于此地,自然老一辈的人在说话时都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而生于1989年的我,对于老家寄来的家庭照,不认识上面的任何一个人。

石河子市的人口91.85%为汉人。我的日常生活和大学以前,都极少接触到维吾尔人。能见到维吾尔人也只是在当地的老街和沙依巴克村,亦或是父亲认识的做维汉翻译的朋友,偶尔我会到街边的维吾尔人开的饭馆吃烤肉和烤馕。

2009年7月5日。记得那个闷热的夏季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吃过饭开电脑上网。晚上七点半左右,Twitter的时间线上满是关于乌鲁木齐骚乱的视频和图片,还有当地网友发的消息,国内社交网站上也满是乌鲁木齐的消息,我才意识到130公里开外首府情况糟糕至极。始料未及的是,6日凌晨互联网中断。

在互联网切断、电话不通的状况下,人们只能从电视上和疆内开放的几个官方网站上获取消息。除此之外便是真假难辨的流言蜚语或者是人们听到当晚亲历者的陈述,从这一切,我感受到的人们伴随着着愤怒、惶恐和失望。

当点击浏览器收藏夹里常去的网站却显示“链接已重置”,才切身体会到待在信息孤岛上的惶恐不安。在疆内的网站上,很多论坛中有网民在讨论着上外网的方法,还有人分享代理IP,每当有人公布一个新的代理后,很多人会尝试着,就是为了用QQ和朋友报一声平安。而我用了当时不少网民使用的另一种方法——拨号上网,在熟悉的滴滴滴拨号声中,我感觉就像回到了90年代。连通后,我上了Twitter发了几条消息,满屏幕仍然是关于乌鲁木齐的消息。

“七·五”后不久,针刺伤人的传闻开始在人群中散布。在信息不通畅的条件下,我感受到人们出于愤怒和自保的心理,更倾向于相信流言,不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在公交车上,人与人之间的眼光总是多了一份警惕。虽然有武警车不时在街上巡逻。

9月3日,我从喀纳斯景区旅行返回的路上,旅行团的导游接到电话,说车子没法进乌鲁木齐了,今天很多汉族人在游行抗议政府对扎针案件的不作为。车上的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几名乌鲁木齐的游客在商量怎么改变行程。这一天,距7月5日近两个月。

2010年5月13日,官方的新闻说第二天凌晨整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通信会全面重新开放。14日凌晨2点钟,熟悉的网站重现眼前,生活恢复了正常。

“七·五”之后到2013年的这段时间,虽然乌鲁木齐再未发生骚乱,但是我隔三差五的去乌鲁木齐,每次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背后的隐隐不安,路口偶尔有武警装甲车巡逻。

2013年,我来到了乌鲁木齐上大学,在此开始四年的学习生活。初进校园,才知道学校的少数民族生多达学生总人数的一半,并且为了促进民族团结实行宿舍内民汉同住。家里人很担心这样会出事。因为我发现就像乌鲁木齐在“七·五”之后维吾尔人与汉人南北分别聚居一样,不论是平时交往还是在大学中的课堂,也是同民族的一块儿扎堆,基本少有来往,所以自己也担心是否能够与他们相处融洽。

而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和我同班同宿舍的维吾尔人,这位维吾尔兄弟,他的家乡在伊宁县,小学上的维校,初中才上的汉校,所以汉字写不好,与汉人也很少来往。

学期刚开始,我们并不熟悉,但是平时我们一起上课,一起聊天说话,偶尔一起在清真食堂吃饭,我也会帮他写一些需要用汉字书写的材料,我们之间也逐渐建立了一种信任。

在平时聊天中我了解了他的家乡伊宁县,他的父母,他们的习俗。晚上宿舍熄灯后,宿舍里的人都睡不着,我们便讨论各种话题,有时话题也会触及民族问题,有一次他激动地说道:“哈萨克族有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族有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呢?”,“本来是‘自治区’,可是让我们自治了吗?”他还抱怨清真寺的阿訇带着监听器,或者谈到伊力哈木等等。

每周五,在一周的课程结束后,出于安全原因,他会去离学校较远的清真寺做“乃玛孜”。尽管学校对这方面管理的很严,班主任三令五申要求维吾尔同学不要去做礼拜。

有一次在食堂吃饭,他对我说道:“你是我唯一一个汉族朋友,因为你尊重我的信仰。”

2014年4月30日,我在下午4点到火车南站,准备回一趟石河子的家。因为距班车发车还有段时间,我便在火车南站广场南侧的一快餐店的二楼吃饭。

我在快餐店通透明亮的窗户旁一边吃饭一边看着窗外,火车南站广场如往常一样平静——车辆川流不息、人们带着行李匆匆赶车,快速公交站边停着几辆武警车。3月1日,云南省昆明市的火车站发生了袭击事件,全国的火车站都加强了安全戒备。

8点回家后,在农业大学上学的朋友在朋友圈更新了几张照片,说是火车南站爆炸了。她在19:30到火车南站准备回家(此时距案发仅过了20分钟),可是到了现场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内地的好几个同学打电话过来问我可好,我一一报平安。看着微博上其他人发的现场照片,我仍心有余悸,如果晚走一些也许就碰到了这次爆炸。

5月2日返回乌鲁木齐,出了火车站,安全戒备加强了。进 BRT 站乘车时,距我1米开外,几名维吾尔男子双手高举扶在站台玻璃南侧,持枪武警从背面对他们搜身。进站的人都在玻璃北侧围观,一名拿着枪的武警走过来说:“走开走开,都别围观了。”

这座城市又一次紧张了起来。

2014年5月22日,我记得这一天的早晨,一直在狂风大作,随后又是一阵大雨,似乎老天也在掉泪。

早晨我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便看到微博上的消息——公园北街爆炸。下午学校要求每个学院例行召开紧急会议,与昆明火车站袭击和乌鲁木齐火车南站袭击之后开的紧急会议一样,就是传达满篇赘文的官方文件,班主任很无奈的说:“同学们,这是我们本学期第三次开这样的会。”

23日中午,我去了北街公园路。北街公园路东边毗邻人民公园,路西侧是居民区,路中部与文化宫路形成丁字路口,爆炸发生的早市位于丁字路口南边不远处。公园北街路的路口,交警停着车示意想开进的司机这条路仍然禁行。丁字路口,几十名持枪武警面朝外围成一圈。整条路上过往的行人很少,路旁的饭馆有几家开着门吃饭。我进入一家面馆要了一份面,店里老板还有几个附近的居民在谈论着昨天早晨的爆炸,老板说几个小时前公安部的部长来过这条街。

路过爆炸发生点附近,一家蔬菜水果店门口,斑驳陆离的树荫下一位母亲和小女孩高兴地互相扔着一个充气玩具兔玩耍,庆幸她们躲过了昨日的袭击。向北隔了十几米处,爆炸发生点,一家店门口的玻璃已被炸得粉碎。一群居民在旁边围观,一队持枪武警巡逻经过,劝告不要围观拍照。路对面的楼,墙面仍然留着大片黑色的烧灼痕迹。

偶尔路上行走的人手上拿着一束黄色的菊花,明显是来祭奠昨天在袭击中逝去的人们。但微博上也有人在抱怨,仅仅是简单的用花祭奠家人也遭到武警的干扰,甚至自己摆好的花转眼就被武警收走扔进垃圾箱。

事件之后,乌鲁木齐全市加强了安全戒备,不许带液体进快速公交站,居民区入口,商业街道上放置了众多的水泥路障,重要路口都停有武警装甲车。

令很多新疆人感到矛盾的是,我们一边热爱自己的家乡,一边却为自己身份遭受的限制而头疼。

实话说,不止一次,我对于新疆身份遭到过多的限制感到非常失望。“七·五”之后,新疆户籍的人在内地城市住旅馆或酒店遭到无端拒绝,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编撰的段子,后来越来越多听到有朋友如此遭遇,我感到非常愤怒。为什么要这样一概而论地对待新疆人?至今我不清楚这是个体行为还是官方授意。如果要想去港澳台和国外旅游,新疆户籍的人只有选择跟团旅游。

去年,母亲的一位会维语的汉族朋友,曾在乌鲁木齐的一维校教书,但是她提到自己在教书时能够感受到维吾尔人的眼神中那种不信任和敌意。有一次她去买馕时,令他诧异的是一个维吾尔人甚至对她说“塔利班好,本·拉登好”之类的话。她劝我以后不要待在乌鲁木齐。

我曾劝那位同班的维吾尔朋友,以后有机会还是出去发展吧,像你的去了德国的表哥一样。他说不,他哥哥那是在逃避,而这是他们的土地,为什么要离开?

从我自己的内心深处来说,我希望我的家乡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可是我终究会选择离开。

——王承之,新疆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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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24日 下午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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