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袁世凯称帝错了吗》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对于“袁世凯称帝”这个问题，我们的国民似乎没有争议，基本上是骂声一片，俨然铁案一件，铁板钉钉。
在当年，为了打倒“蓄谋已久的新皇帝”袁世凯，不但当时的中国人在“护国战争”当中尸横遍野，而且后人还往袁世凯的身上，吐了将近一百年的唾沫。
然而，今天在我看来，当年的袁世凯称帝，其实并非“蓄谋已久”，而是当时中国的形势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而袁世凯称帝，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很坏的事情。
首先，袁世凯称帝的决策，与民国初年的乱象有关。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被刺杀身亡。
是谁刺杀了宋教仁？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有争议，不少人说是袁世凯指使的，也有人说是国民党人陈其美指使的——可是，史学界至今仍然拿不出十分确凿的证据。
不等司法调查终结，国民党人以宋教仁被刺杀为由，举旗造反，悍然打起了内战——史称“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的枪声，事实上打断了中国正在孕育中的民主宪政建设、也打出了中华民国初年的乱局。
是谁刺杀了宋教仁暂时还不好说，但是国民党不等司法裁判出台，就冒然挑起内战、带头破坏共和建设，其正当性，恐怕是有待商榷的。
同年年底，不胜其烦的袁世凯终于下定决心解散了国民党。从此，袁世凯失去了在野党的制肘，他的权力野心，开始膨胀起来——我们毋须讳言，袁世凯也是一个旧时代的人，他的思想，当然也有局限性。
当我们回头看1912-1914年这三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清政府倒台之后的这三年的中国，政情其实是很糟糕的：社会权威缺失，朝野秩序大乱，就是连军队，都做不到统一调度了。
这时候的袁世凯认为：中国现在一盘散沙的现状，就是不顾中国国情、盲目模仿美国搞共和试验的后果，与其这样乱下去，倒不如重新树立一个权威，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才能整顿国家的无序状态。
可是，要当专制皇帝，在“民国了”的年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怎么办呢？袁世凯想到了老办法：仿行日本、英国，搞君主立宪——君主当名义上的君主，实际行政权力则下放到责任内阁。
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知名美国法学家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当时也是这样建议的：中国人民的公民素质太差，尚未达到可以顺利搞共和的程度，为了让中国更好，此时的中国还是比较适合搞“君主立宪”体制。
古德诺给袁世凯写了一篇名叫《共和君主论》的建议书，该建议书中，有以下的行文（中文译文）：
“….…..然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盖中国人欲保存独立，不得不用立宪政治………..”
这一点非常重要——袁世凯搞的帝制，并非是
“君主专制”制度，而是“君主立宪”制度。所谓“君主立宪”制度就是：袁世凯当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虚君），而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等公权力，则由人民选举组成相应的国家机关去掌握和行使。
换言之：这是一种民主制度。人民是有选票的，这个制度仍然是对人民有利的。
袁世凯帝制运动的重要智囊杨度，在其写的那篇著名政论文《君宪救国论》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应该搞“君主立宪”制、并建立法治（原文用“法制”二字）、树立一套宪政系统，则可以避免“人亡政息”、进而使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为了吸取晚清政府“皇族内阁”受人诟病的教训，袁世凯特地颁布了一份名为《新皇室规范》的法令，它里面明文规定：
“……….亲王以下犯法，与庶民同罪，亲王不得组织政党、不可担任重要官员，废太监制度，皇室的亲属不得经商…..…..”
此外，袁世还凯将自己要搞的“中华帝国”
年号定为
“洪宪”，其中的“洪”，是取朱元璋
“洪武” 年号的前一个字，意思是：“恢复汉族江山”。“宪”，则指
“君主立宪”，清楚地表明：袁世凯不是要搞“君主专制”，而是要搞 “君主立宪”。
不但如此，袁世凯这个皇帝，还有一点很不同的地方：这个皇帝不让人给他下跪。
依据袁世凯的幕僚曹汝霖所著《一生之回忆》的记载，袁世凯刚称帝不久，他的部将陈宧到京觐见袁世凯，刚想下跪，袁世凯立即将陈宧扶起来，并对他说了以下一番话：
“不必这样！不必这样！国体已经更改，我这个皇帝，是不需要别人跪拜的！”
另外，依据许多参加袁世凯“登基仪式”的历史见证人写下的记录，即便是在“登基仪式”当中，整个官僚队伍，也没有一个人向袁世凯下跪。
可见，袁世凯的思想在老旧当中，又夹杂着一丝的新意。
也许不少人会说：“你别傻了！袁世凯表面上是搞君主立宪，实际上是要搞独裁，是要你做牛做马、当奴隶！你懂个屁呀！”
其实，这是典型的“阴谋论”——人们当然可以这样推测，但是，同样的推测也一样适用共和制——你怎么知道靠共和制选上台的人就不搞独裁呢？希特勒就是共和制选举上台的暴君，这又怎么解释呢？
可见，这样的假设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历史不容假设。
事实上，纵观袁世凯的一生，这个人其实大体上还是靠谱的，远远算不上是一个暴君，而事实也证明了：袁世凯死后，中国失去了政治核心，谁也不服谁，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裂，并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军阀混战”的乱世，战火纷飞，民不聊生。
假如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度搞成了，不但袁世凯也许不会死得那么早，而且有袁氏皇室健在，整个军政系统就有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事实上也许能够起到一个“政局稳定器”的作用，而至少后来的“军阀混战”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当然，这样的历史，自然也不容假设——假设的历史永远没有准确的答案。
当时从知识分子阶层到普通百姓，一听到“称帝”二字，本能地回想起那个已经被革命党用舆论搞臭了的前清王朝，所以当时的人民群众根本也没有耐心去研究分析：袁世凯要搞的，到底是“君主专制”、还是“君主立宪”？那时的中国人没有这种刨根问底的精神，他们很容易被忽悠，很容易被煽动。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人认为以下的等式是成立的：
“帝制＝暴君上台”
事实上，明白人应该知道：以上这个等式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帝制”也可以等于“君主立宪”，也可以等于“民主政治”——关键是怎么搞，搞得好的话，象日本、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体制，未必“不民主”、也未必不好，而历史告诉我们：打倒“北洋军阀”之后，国民党上台，蒋介石当上了“不叫皇帝的真皇帝”，事实上中国走向了更为专制、更为独裁的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就其本质而言，其实也许并不比袁世凯所倡导的“君主立宪制”更为开明、更为科学、对人民更为有利。
我们今天旧事重提，再翻袁世凯称帝的这么一盘老账，足以引起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与我们的感情冲突的，不一定是坏事。迎合我们的感情的，也不一定是好事。当我们遇到这样一件新事物：这个事物乍一听很让我们反感，但是它事实上又有利于我们、或者至少无害于我们，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新事物，我们是排斥它好呢、还是尝试着去接受它？
这个问题挺考验情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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