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薛飞”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尽管薛飞认为目前外界对他的解读是有偏差的，而如果他出面解释，会牵涉到更多的人。
这位离开新闻联播舞台25年的主持人，因新书《薛飞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再一次走进公众视野。
如今，薛飞很少跟人提起曾经的经历，老想着接下来的一大推事，不想过去。周末得空，薛飞会去郊区的院子里种菜，他喜欢田园生活。
1989年是薛飞人生的转折点，此前，他的人生走得一帆风顺，此后经历的一切，他觉得都是生命里的定数，逃不掉。他曾找过算命先生，那人几乎算准了他经历变故后的每一步。
小学之前，薛飞住在前门的胡同里，与奶奶生活在一起，儿时的记忆是胡同里掏大粪的人，还有磨剪刀、打酱油、剃头的吆喝声。如今，早年的生活场景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但胡同情结抹不掉，选择继续住在胡同里。
1966年，薛飞刚上小学一年级，“文革”爆发，爷爷的成分是地主，被迫回到老家。薛飞回到父母身边，开始了部队大院的生活。他说自己特别能理解姜文为什么给电影起名《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是他们一代人的阳光灿烂，没人管，和别的院的小孩打架，夏天爬到院里的大烟囱上面远眺，冬天跑到什刹海滑野冰。
薛飞成绩好，在学校里是好学生，同学称他为老好人。这样的印象在此后帮了他大忙。薛飞的父亲是舞蹈编导，院里很多人也是搞艺术的，受此熏陶，薛飞想进部队文工团从事表演工作。1976年临近高中毕业，很多部队话剧团到学校招人，薛飞却没能考上。没有出路，眼看要去“上山下乡”，因为表现好，学校同意把他的学籍留一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薛飞得以没去昌平下乡。
考进北京广播学院后，薛飞什么专业知识都不懂，班里很多同学已经是电台的知名播音员了，比他大七八岁。毕业前，和同学杜宪被央视挑中去实习，当时播音组缺人，薛飞和杜宪去没多久，就担当起新闻联播国内新闻配音的工作。经过半年的实习，两人都被顺利留了下来，因为缺人，毕业第二天就正式上班。
八十年代中期，薛飞和杜宪挑起了新闻联播的大梁，随领导人出访，很是风光。
后来，经历广为认知的播音事件后，薛飞被调离播音岗位，去了专题部做记者，但台里给定了“三个不允许”：不许出声音、不许出图像、不许外出采访，他无法参加实际工作。期间，薛飞的家人去匈牙利做生意，他想过出国，但杜宪的出国申请并未批准，让他觉得没有希望。
经过两年的等待，台领导请示广电部后，终于放行。薛飞花了不到半天时间就办好了离台手续。和朋友临别的晚上，薛飞唱了苏联歌曲《歌唱我们动荡的青春》，“听，风雪在喧嚣；看，流星在飞翔。我的心向我呼唤，去动荡的远方”，这样的歌词直到今天他还能脱口而出，他说那已经刻进骨子里了，是他当时的心境。
1992年大年三十，薛飞远赴匈牙利，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印象特别深刻。匈牙利的生活，完全不同于国内，他要跟人纠结餐馆的生意，要起早贪黑地摆摊，被牢牢扎进了生存的现实土壤里。
后来生活有所好转，经商获得丰厚的报酬，和家人在匈牙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住大别墅，开好车，薛飞觉得自己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他开始有了回国发展的打算。
回国开文化公司，合作伙伴急于赚钱、分钱，他从中分离出来做播音主持培训，后来和高校合作，做了播音主持的老师。他说不是自己有播音情结，而是能力只能做跟其有关的事。
在接受凤凰网的独家对话中，薛飞说，他知道公众一直对他的关注，只是这种关注迫于某些原因显得模糊。
对话 叶宇婷
“为党播音，为人民播音”
凤凰网资讯：八十年代的新闻联播主要播哪些新闻？
薛飞：有一部分和现在没啥区别，但是现在好多了。最开始领导人会见外国友人，所谓的时政新闻。完了就是工农业新闻，这丰收了，那丰产了，哪里有搞革新了。接着是轻松点儿的教科文卫，加上一点小简讯。最后就是国际新闻。其实就是这么几大块儿。
凤凰网资讯：那个年代对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要求有什么？
薛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主要是业务、语言这一块儿的要求。我们更多的还是延续着电台的表达习惯。电视相对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东西，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是跟着吕娟、赵忠祥、邢质斌这些老的播音员走。
我们刚开始只有一个概念，别出错，因为一大堆人配合着你工作。我们当时压力特别大，只要不出错就行。那时的稿子不像现在，打印的清清楚楚，过去都是手写的。这个领导改时冒出一个圈，那个改时冒一个圈，净是改的，我们叫“冒气球”。
台里对我们也没有太多要求，因为在摸索阶段。大家以前没看过电视，他们不知道电视什么样，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到底新闻联播什么样，是需要慢慢摸索的，领导也没有强求你非得怎么样。
凤凰网资讯：有政治上的要求吗？
薛飞：我们进台时已经改革开放了，不像文革期间那样。我们自己有觉悟，在广播学院的第一堂课就是要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当时学院老师带着我们播音时，开播前，会问你现在脑子里面在想什么？我说什么也没想。他会说什么也没想不行，你要想我们现在是在为党播音，为人民播音，想好了才开始播音。
我们所有的工作，是党的喉舌，传达党的声音，到现在依然没剥离开。播音员是从属于自己的职业定位的，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也要受栏目定位制约的，更重要的是要看媒体的定位，而媒体的定位是要受到国家体制的制约，任何国家都一样。
告别新闻联播：个人被卷入历史的洪流
凤凰网资讯：据说你在1989年被调离播音岗位的那期节目里情绪特别低沉，情绪持续了多久？
薛飞：1989年5月，那次节目录完后，我就觉得永远回不到那时那刻的点，现在也是这个想法。播音的时候和播音前所受的影响，你会觉得你已经没有自我了，你找不到自我的位置、自我的感觉，你必须要融入一个（环境）。你被一种整体的氛围裹挟，根本没有自我。
当然经历的人可以回忆，没有经历的人听听而已，连回忆都没有。但就算有回忆，那时那刻的感觉，也永远没有了。播完后，我在想，明天、后天或者多少年以后再回想起来，现在都没了（那时那刻的感觉），别说以后了。这是我当时就意识到的。
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和北京所有老百姓的历史。你问任何一个北京老百姓都会告诉你这个历史，这是大家共同的东西。那天我要上班，那一刻我得去台里，又体会到了把你融进去。
我是挺理性的，很早之前就觉得。按过去说法我喜欢白砖，不喜欢红砖，你不喜欢，但是最后把你给卷进去了，全北京市的老百姓都在。其实连“卷”字都用不上，你就在里面，这算是一个洪流也好还是别的，我在那个位置而已。因为你得上班，从家出发，到台里上班去，我不能从这儿蹦到那儿去，我从这儿蹦到那儿不可能没事。
我经常会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我们对整个历史的认识，理性之外，应该带有一份感性的理解。我觉得今天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过程中分析各种要素，完后带着一份感情的理解再去还原历史，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本身和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每个人。就像姜文拍得《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特别理解姜文起得这个名，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阳光灿烂，没人管，多好啊，高兴极了，玩儿得一塌糊涂。
凤凰网资讯：后来你被调离了播音岗位，当时什么感觉？
薛飞：对，去了专题部。我很想作为记者到处去拍片子，之前有过这种请求，但台里因为缺播音员没同意，正好这事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专题部做记者。我做了近两年的记者。
现在看来那时我就自由了，又像回到了童年。我学驾驶，每天5点钟起床，瞪着自行车赶往驾校。那是一段无比快乐的时光，我们学习小组共八个人，大家关系非常融洽。接着我还学英语，先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培训班学，后来在家自学。当时在央视有个极好的朋友，刚进央视，暂时没地方住，我就邀请他住家里，他是上海外语学院毕业的，正好教我英语。他爱吃鱼，我最拿手的就是做鱼，那我做鱼给他享用，他教我英语，帮我消磨时光。
等待出国：好好活着，好好生存
凤凰网资讯：那段时间难熬吗？
薛飞：人处于等待中，其实等待就是说能不能放我走。
我这人属于有事做，就不多想。有些事已经是明摆着既定的事，你还有什么考虑的，没什么考虑。
凤凰网资讯：什么时候放你走的？这个过程难吗？
薛飞：1991年秋天，我和一名记者去新疆拍喀纳斯湖，赶到乌鲁木齐后，碰到另一摄制组在那儿等着，由于要共用一台摄像机，我们一起先去喀什、吐鲁番。返回乌鲁木齐后，我突然收到不能去喀纳斯的通知，让我回北京。我当时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很奇怪。
返回北京没多久，台里领导找我谈话，当时台长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接着就问了：“你是不是想要出国？”她说帮我到部里问问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办出国手续。没过几天，我又接到通知，到了台长办公室。她说，广电部不能直接办出国手续，我如果有其他渠道，就能走，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放出电视台。我后来去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办的出国手续。
我当时年轻，在台里没分房子，没什么物质上的牵扯，半天离台手续就办好了。开始走时没想过这么顺利，但动起来确实很顺。
凤凰网资讯：当时把你从新疆叫回北京的原因是什么？
薛飞：我也是后来听同事说的，喀纳斯湖临近中苏边境，新疆电视台向中央电视台领导建议不要让我前往喀纳斯湖，怕我从那里借机“越境潜逃”。
凤凰网资讯：你觉得那个时代，个人寻求改变的力量大吗？
薛飞：其实不大，我是挺能忍的一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挺强的，好好活着，好好生存。离开还是一个主动选择，这条路你选择，但是这条路在一段时间内不通，那在不通的过程中你需要等待，一旦等待这条路就有断的可能。其实那个年代谁都一样。
离开中国：看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凤凰网资讯：你是1992年大年三十这一天离开北京去的匈牙利。中国人很看重春节，为什么选这一天呢？
薛飞：也没有刻意挑这一天走，就是赶上了，手续办好后，买了那天的票就赶紧走。实际上一年多的时间，北京还没有完全从1989年的氛围中跳出来，只有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完全不同。
我在飞机上看到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印象特别深，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我当时看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因为这种东西到事后才能看得见。1994年，我回过一趟国，我能很直接地感受到中国所谓政治气候的冷暖变化。
当时也没有特别多的想法，就觉得我该走了，该做我的事了。
凤凰网资讯：从国内的知名播音员到练摊，会有心理落差吗？练摊时第一声叫卖难开口吗？
薛飞：其实也没什么心理落差。但是练摊的时候，或走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有警察找麻烦，他排外，说是中国人就更来劲了。我跟他们吵了好几次。这时会有点落差。
第一声叫喊，不是拉不拉得下脸面的事，我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喊，不知道如何来做这个事情，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的，要开口时还是不知道怎么喊。
凤凰网资讯：你在匈牙利时，日本NHK电视台去采访过你。都问你什么了？
薛飞：采访我时我正练摊呢，站我边上拍。我知道他们想听到什么，但我讲了个故事。
我原来特别喜欢看古龙的小说，他有部作品叫《浣花洗剑录》，里面有个情节，古代有位来自扶桑的武士，武功高强，但在初涉中土时败在了一位中原武林高手下。他并不甘心，决心把自己的小孩培养成武术奇才。等这个小孩长大后，成为武士来到中原，所向披靡，但还是败在了一位中原高手下，败了他就回去了。众人觉得他会彻底死心，后来有人说武士已经意志消沉，当街卖烧饼去了。但击败武士的中原高手一听，认为这人以后会非常厉害，他原来习武只为求胜，结果走上了偏执的道路，练得自己人性全无，而武功本质是用来展现人性境界的技艺。后来这位武士再临中土时，高手都被他打得一败涂地，他们的人性境界已被武士在卖烧饼时的潜心修行中超越了。
我当时跟他们讲，当你太执迷于一件事的提高时，不见得就能真有突破，只有冲出执迷以后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境界，实现新的突破。我觉得练摊就像是书中的“卖烧饼”。我通过练摊，获得了原来在央视没有过的经历，也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感悟和突破，因此不会再被前事所牵绊。
我觉得没什么可跟他们说的，一说无非是空的口号，在那儿瞎喊。再加上我这人挺热爱共产党的。我为什么现在爱看谍战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顽强，共产党是那个时代的信仰。我既有那个年代的情结，也是现代的人。
不惑之年回国：在国外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
凤凰网资讯：在匈牙利的生活算得上富足，但为什么想回国了？
薛飞：我回国的时候40多岁，在匈牙利提前过上了老年生活。你想，40多岁过上了老年生活，不行，我还能干，所以就回了国。再一个，从发展的角度考虑的，东欧解体时，匈牙利的轻工业不发达，中国人去做生意，但后来生意越来越难做，投机的机会少了，2000年我回国了。其实此前做国际贸易时，每年都会回国，1996年拍电视剧也回国，对国内的发展还是比较了解的。
凤凰网资讯：做播音主持培训，是有播音情结吗？
薛飞：也不是，当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能干些什么。很多东西都不是事先设计好的，是一个情况出现后，你就去做这个，做这个就做下去了。我是一个挺顺势而为的人，让我去设计什么倒觉得太累，不愿意多想。我也怕麻烦，稍微一点麻烦我就烦。
凤凰网资讯：喜欢教书吗？
薛飞：挺喜欢现在教的专业，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教书本身了，而是跟学生的这份感情，一届一届的，从头带，然后看到他们踏入工作岗位，各自都有工作，还干得挺好的。
回看当年：过去就过去了
凤凰网资讯：有人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过于激进，从某种程度上来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你怎么看？
薛飞：是有，确实有一些。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倒退了15年，但是它在好多地方给把握住了，邓小平把握住了。为什么会有南巡讲话，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长了，但是在那个阶段确实有（倒退）。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生当时反的是对的，他们的焦点就是反腐败，如果那个时候把这事杜绝了，哪有现在这么费劲，还得打大老虎。
很多事情都是定数，运动过程之中的一种定数不可逆转。我的定数是小定数，那次事件是大定数。
凤凰网资讯：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还会有那次播音吗？
薛飞：它不是这个概念，你要把所有人全部拉回到那时才行，所以这是个伪命题。
凤凰网资讯：后来自己有过反思吗？
薛飞：肯定有。节目录完后什么都还没有发生我就想过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事情是个心理状态，当时想的和我现在想的，包括多少年后再回忆，心理状态就已经不是录节目时的心理状态了。再过多少年，连那种心理状态的回忆都没有了，因为离得太远太远了。
凤凰网资讯：录节目结束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薛飞：这无法用语言说，你所有能想出来的语言，用语言去形容它，都不是你在那时那刻的心情，充其量是形容，也仅仅到这儿。一个形容的词摆在那儿就完了，那什么都不是。
细的事有些记得深，有些几乎全忘了，我不是记忆力还可以，我是忘性还可以，反正该不记得的事全不记得。这不仅和性格有关系，可能还和我后期的生活态度有关系，所以很多事情，根本就不记，也不想，过去就过去了，想着以后干什么事。所以我老想着下周一大堆事，排得满满的，有时候想清闲下来一会儿也不行。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