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左凤荣：苏联的大清洗——关键在哪里？

　　 斯大林时期所搞的大清洗成为苏联历史永远的痛，也是苏共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刊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是1988年12月25日苏共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提交的，该委员会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于1987年9月28日成立的，责任是复核有关30—40年代和50年代初镇压材料，先是由索洛缅采夫领导，后来由雅科夫列夫领导。这项工作唤起了“对法制、秩序的社会需求和对宪法、法规的尊重，为成千上万清白的人恢复了名誉和尊严，消除了无根据的指控和嫌疑的重负”。这份报告提供了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安全部等警察机关而非执法机关的镇压数据，从1930年至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共制造了2578575起“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的786098人被处极刑。报告称尚有1575958件应该重新审理而还来不及重新审理的“案件”，其中涉及2192130人。这两项数字加起来，受害者有5970364人。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斯大林时期受害者的全部，除了这些警察机关外，还有执法机构和领导者个人处理的案件，还有针对某些阶级和族群的清洗，如对所谓富农的消灭和对德意志人、车臣人等少数民族的惩罚。因此，不能把这个数字看成是苏联大清洗的全部结果。从斯大林开始大转变，清洗镇压就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相伴，统计的时间范畴不一样，数据也不同。

　　 这个《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很简要，不可能对苏联的清洗和镇压做出全景式的叙述。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值得重视的原则性问题：一是镇压案件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非执法和反宪法的机构做出的；二是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组织和实施了大规模的镇压，对党和人民犯下的罪过是巨大的、不可饶恕的，这不仅具有道德和政治的性质，也具有法律和刑事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后来成为大清洗的受害者，但他们也曾是大清洗的拥护者，也曾决定别人的命运，如柯秀尔、叶若夫；三是建议对大镇压的受害者和埋葬地进行纪念，警示后人；四是恢复被驱逐出境人员的历史公正，主要指那些被驱逐出本共和国的人。这是对赫鲁晓夫时期平反的继续，这一工作本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完成，但勃列日涅夫却悄悄搞重新斯大林化，停止了平反，社会也随之再次被“冻”起来了。到了80年代中期，苏联已危机四伏，不得不进行改革，碰到的重大障碍是历史问题。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清理苏共历史问题，目的在于向民众表明，苏共敢于面对错误和纠正失误，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党，想以此重振党的威信和民众对党的信心。苏共也想通过彻底清算历史，把历史上这沉重的一页翻过去。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这一页并没有翻过去，苏共仍背负着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时期清洗与镇压的规模太大了。

　　 清洗和镇压贯穿斯大林统治的始终

　　 1924年1月列宁去世，斯大林并没有立即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当时起领导作用的实际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视托洛茨基为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党内斗争，迫使托洛茨基退出了最高领导层。之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相继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合反对派”打垮。到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实际上已经稳固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可以决定苏联的内外政策了。

　　 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开始，斯大林的清洗与镇压就没有停止过。1934年12月基洛夫被刺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利用这一事件加强了镇压，掀起了大清洗的高潮，到1939年，随着战争的临近而有所收敛，但并未停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消除外来影响、巩固斯大林体制，又开始了新一轮镇压，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

　　 关于斯大林时期被镇压和受迫害的人数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数据。1954年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向赫鲁晓夫报告的数字是：1930—1953年苏联大约有370万人受到清洗，其中76.5万人被处决。至今俄共一直只承认这个数字，但雅科夫列夫认为，“这都是虚假的数字”。（[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著，述译：《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雾霭》”，第191页）他作为平反委员会主席和历史学者，掌握档案材料。2013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雅科夫列夫所写的《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一书，详述了苏联的大清洗，他说：“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平反工作的经验，我认为可以断言：苏维埃政权期间，全苏联因政治原因被杀害、死于监狱和劳改营的人数，达2000万—2500万之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俄罗斯联邦1923—1953年被判刑人数即达到4100余万。其中有刑事犯。但是仅仅因为上班迟到、未完成集体农庄劳动日定额等而身陷囹圄者，也有数百万之众。”“战后年代因上班迟到和未完成劳动日定额被判刑者多达600万人。”（《雾霭》第197—198页）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认为，从1929—1953年总共有1950万到2200万苏联公民成为斯大林镇压的牺牲品，其中不少于1/3的人被判处死刑或在劳改营和流放地死去。2004年3月24日莫斯科出版了电子版的《苏联政治恐怖的牺牲者》，其中收录了134万人的名字（现已达到300多万），据该名录的编辑者之一——“纪念国际协会”理事会主席罗津斯基说：这是历时10年工作的成果，许多人的名字并没有公布出来，最低估计，实际名单是这一名录人数的10倍。美国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所著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认为，“在1929至1953年间，1800万苏联公民在劳改营和移民定居点里待过。”这里不包括被处死、战俘、甄别营里的囚犯以及“特殊移民”，各种数字加在一起，“苏联被强制劳动者的总数达到2870万人”。大清洗是苏联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其受害者的准确数据，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鉴于当时苏共领导视民众的生命如草芥，镇压方式涉及范围广，确实难以有精确的数字。斯大林时期的清洗与镇压，受害者的数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以下问题。

　　 清洗与镇压的时间与目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了政权后，应该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其根本的任务在于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改善民众的生活，对于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应该由执法机关而不是个人给予法律制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列宁强调进行和平的经济建设，加强法治。但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开始动用法律手段制裁有粮食而不肯交给国家的农民，并以生产事故为由，对旧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因此，斯大林的清洗和镇压，并不能只算1937—1938年。

　　 1928年春，针对旧知识分子搞了个“沙赫特案件”。这一案件不是指一个案件，而是指1923年以后在顿巴斯矿区发生的一系列事故。矿区设备老化、长期超负荷运转、为了完成高额计划不得不拼设备、工人技术水平不高、领导的外行等等，使矿区难免出现诸如设备、机器被损坏，矿井被淹、发生爆炸等事故，这些都被算在了旧知识分子的账上，结果有11人被处死、38人被判刑。正常的生产事故被斯大林归结为“是一部分以前掌握煤矿工业的资产阶级专家所策动的经济反革命事件”，“是国际资本和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共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表现”，“标志着国际资本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又一次严重进攻”。注1偶然的生产事故被无限上纲，成为斯大林在国内进行镇压的开端。

　　 镇压新经济政策时期富裕起来的农民，为农业全盘集体化造势。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30年2月2日发布了《关于消灭富农阶级》的第44/21号令，在乡村地区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规模逮捕，为此专门成立了行动小组。30—40年代有超过500万农户被作为富农消灭，财产被没收，有的被枪毙，有的被强行迁往本地或国家的偏远地区。斯大林曾亲自向丘吉尔承认，集体化涉及1000万人的命运。为配合集体化运动，大力进行反右倾，从1930—1933年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党运动，揭露出党内存在的塞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柳京集团”案、“斯米尔诺夫反党集团”等，大批老布尔什维克被解除公职、开除出党、或者被判刑。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害，这为斯大林提供了加强大清洗的借口，斯大林此前就在酝酿加强清洗。1934年7月1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成立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特别会议的决定，同一天，该决定就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形式规定下来，亚戈达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是中央委员，此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主席明仁斯基并不是中央委员）。1934年11月5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特别会议章程以联合决定的方式正式通过，规定其有权对社会危险分子判处5年以下的拘禁、流放和驱逐，特别会议（“三人小组”）便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项法令实际上抛弃了起码的诉讼程序，成为大清洗的重要工具。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向各级党组织发了一封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去击溃敌对分子，深挖党和人民敌人的反革命巢穴。这封信成为大清洗的第一个总动员令，全国掀起了大清洗的第一个高潮，开始一场大逮捕。为了保障大清洗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了内务部特别会议的权限。1937年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特别会议”开始审理案件并有权作出8年以下的劳改营拘禁；1941年11月17日，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发生的反革命罪案和反对苏联管理秩序的特别危险罪案有权做出判决直至枪决。此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决定，授予特别会议更广泛的惩罚职能——将某些罪犯发配到永久流放地，把擅自逃跑者押送特种劳改营监禁并服20年苦役，乞讨和流浪者判以发配特种永久流放地服刑5年，诸如此类，等等。

在大清洗中，苏共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派别成为追查的主要对象，几乎全被从肉体上消灭了，布尔什维克著名的活动家、革命领袖成了叛国者。大批党政干部被害，包括侨居苏联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其规模和程度令人发指。在整个苏联时期总计产生过229位高级领导人（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其中非正常死亡57人（占将近1/4）：其中被镇压和处死的有46人，占了总人数的1/5，其中只有叶若夫、贝利亚、巴基洛夫这三个刽子手被枪毙是罪有应得。1934年参加号称“胜利者代表大会”的党的十七大的代表有1961人，其中1108人被捕和被枪决，占代表总数的56.36%。在这次大会上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捕和被枪决。十七大第一届中央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5人，到1939年十八大时只剩下7人。还有对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和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与迫害。1943年著名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院士在狱中身亡。在卫国战争前，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世代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1943年12月从高加索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卡尔人，5月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土耳其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257.3356万人，其中120万日耳曼人、3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