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有来生：外公是“悍匪”
冯学荣
我这个闲人的故事，就从我的先祖讲起吧。
我姓冯，母亲姓黄。虽说是广东人，但是我的先祖，却来自于外省。
供我生长的那片土地——广东阳江——它的原住民是一个叫做“俚人”的民族——这个民族既不说汉语、也不写汉字。
“五代十国”之后，在中原汉人强势的南下潮中，“俚人”这个古民族，逐渐被汉人同化了。
有一部分的“俚人”则移居到海南岛，成为今天的“黎族”。（“俚”通“黎”）。
其余的“俚人”，则在粤西地区逐渐消失，只在粤西方言中，留下了大量的“古俚语”词汇，使粤西方言相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话而言，产生了严重的变异。
汉人是一个强势的民族。自古扩张，剥夺了许多弱小民族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尽管这个事实，听起来并不太悦耳。
我显然不是“俚人”的后代。
我父亲这一系，大约是在宋明时代、从“四邑地区”（新会、开平、恩平、台山）迁过来的。而我母亲这一系的祖上，则是从福建龙岩地区迁来。
我的外公，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小贩，原本并没有什么大志——不外是娶妻、生子——外婆在年幼的时候就过了门，作为“童养媳”——由我的曾外公养大、长大之后当外公的妻子。
民国时期的中国，大城市里工商业尚不发达，小城镇里所能容纳的青年劳动力，那就更是有限。
于是，在农忙时期之外，外公当小贩——他并没有太多的出路。
一次，外公在城镇的街边摆卖农产品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当局城镇管理人员（城管）的驱逐与羞辱。
这种事情，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传统“顺民”而言，那也就算了。可是，我的外公偏偏是条硬汉子，他咽不下这口气。
一气之下，外公竟然上了山、投奔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他要打倒那个政府。
如果用国民党的话来说，外公是“从匪”了。
外公脾气火爆，因此，外公还是个“悍匪”。
外公所投奔的这一股共产党游击队，番号叫做——
“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二支队第八团滨海总队恩阳台独立大队”。
今天中国的城管，仍然在各地驱逐城市小贩。六十一甲子。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们的国人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了吗？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值得疑问。
外公这一股的游击队，扎营在深山。
自古以来，游击队、绿林武装在选择根据地的时候，多倾向于选择几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地方一般是“都不管”地带。几个地方官府，你推我，我推你，你推他。都不愿意去管、也都懒得去剿。这种偏僻地带，特别适合反政府武装的生存。
外公所在的这支共产党游击队，选择了位于“阳江县”和“台山县”两地交界、一座名为“紫罗山”的深山。
典型的“都不管”地带。理想的根据地。
在共产党的游击队里，外公当上了一名侦察兵。
外公参加了无数次的战斗。攻击公署。夜袭炮楼。我记得看过外公的部队相册，相片里面的游击队战士，绑绷带的、拄拐杖的、包扎脑门的……各种伤员都有。
战争，就是你死我活。内战并不例外。
外公在世时，曾经对我说过他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有一次，外公受命外出、侦察敌营，不慎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在那生死攸关的刹那，外公立即拔腿逃跑，国民党军警则在后面紧追，“啪、啪、啪”，一边追，一边疯狂打枪。
外公冒死一股气狂奔，脱身之后，回到部队，低头一看才发现：挎在腰间的铁口盅，被子弹打破了一个洞。
险。命不该绝。
换言之，只要当年国民党军警的枪口平移那么一寸，我外公当天就“为人民”光荣“牺牲”了，而后来，自然也不会有我这个闲人的存在。
在国共和谈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令国民党当局始料不及的事情：人民解放军从苏联红军的手中，接收了日本关东军大批的精良武器、并收编了伪满洲国的庞大军警部队。
史料显示：事实上早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时候，就有人向陈诚建议：“国军应该尽快收编东北的伪军、以防他们被共军收编。”
对此，陈诚当时是这样说的：“他们去了共军那边，我求之不得、刚好一并收拾他们！”
于是，东北大批的伪军，参加了解放军，加上苏军移交的武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既然如此，自然就再没什么好谈的了。
果然。人民解放军立即发动猛烈攻势，从北到南，攻城掠地，排山倒海，势如破竹。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我外公所在的这支游击队，在“四野”南下的过程中，也响应大部队的要求，一次十几个兵、几十个兵，攻下阳江县一个又一个的乡公署。在阳江县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里面，我外公留下了他的名字。
外公从军时期，他的童养媳妻子（我的外婆）孤身留守在阳江县乡下的村屋。有一天，国民党军警带了大批人马，手持火把，将我外婆家的房子，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我的外婆——一个无辜的女人——仅仅因为她的丈夫参加了反政府的游击队，因而家园被毁。
外婆无家可归。
当年的国民党当局，就是这样的。
烧造反者的家，这是清政府的做法。无奈，国民政府继承了这种恶习。
只是，恶有恶报。
大陆建政多年之后，有一天，我的外婆在马路上偶然撞见了当年带头烧她家房子的前国民党军警某君。
认出这个人之后，我外婆立即飞奔至人民政府、报告给了有关领导，人民政府当即将此君逮捕。
不久，这个前国民党军警在阳江县某乡镇的马路上，被人民群众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一幕，是我的母亲亲眼看见、并亲口告诉我的。
平心而论，这个前国民党军警，其实罪不至死。而即便是犯下死罪，被“人民群众”当街用石头活活砸死，这种“人民群众”——毫不客气地说，值得敬而远之。
当然，用石头活活砸死这位前国民党军警，未必是我外婆的主意。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挂帅”的年代，在解放前对革命者下过狠手的国民党人，下场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
外公是条好汉，这个自不消说，可是，外公的火爆脾气，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事实上，外公在游击队里面，也没能和战友、首长们相处好——外公在部队里，和战友打架了。
打完架之后，也是在一气之下，外公私自离开了部队。
我的外公。他就是这么一号人。
大陆建政之后，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外公从来不与老战友联系。有时候老战友组织联谊会、派人联系上他，他也不去参加。
令外公始料不及的是：他自己参与打下来的这个江山，其实也未能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富足——外公一家人，仍然过着“勉强吃饱、不能吃好”的生活，儿女六人，一条裤子，老大穿小了给老二穿，老二穿小了给老三穿……..
不久之后，人民政府
“落实政策”——凡是在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的，一律安排干部工作——所谓“安排干部工作”，基本上就是“分配官职”的意思。
这个消息，在外公的家里真是喜大普奔。炸开了锅。终于有希望了——只要当上了官儿，家庭的经济情况就能立马得到改善。
于是，外公到人民政府报名了——我就是老革命，要求“组织上”给安排工作。
很快，有关部门翻查了外公的档案，却看到了档案里面、赫然有着“逃兵”两个红笔大字。
政审人员于是审问我的外公：“你在解放前夕，为什么当逃兵？”
这里所说的“逃兵”，就是指的外公与战友打架、擅自离开部队一事。
遇到这种情况，外公倘若是个圆滑人、聪明人，好好解释一下、再给干部送个礼，托人走个后门，这个审查其实很容易也就过了——因为毕竟外公是因为“和战友打架”，而不是因为“叛变”，外公所谓的“逃兵”行为，性质其实是很轻的、而且这到底算不算“逃兵”，其实也是有争议的。
不料，外公始终是本性难移，他一听到“逃兵”二字，立即发飙，当场失控，摔杯子，并因此与政审人员彻底闹翻了。
在外公的眼中，“逃兵”二字，实属侮辱，绝对不能接受——因为外公离开部队（游击队）的缘由是“打架”，这和“逃兵”二字，其实要严格说来，还真算不上是一回事。
后果很严重——外公不能享受 “组织上安排工作”
的待遇。
他几乎所有的战友都当上了官——就他一个，当了一辈子的平民。
全家继续受穷。
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
四处张罗之下，外公在家乡的“供销合作社”，谋得一个小职，“合作社”改制之后，外公被分配到一个国营理发店，充当理发师傅。
紫罗山的战斗岁月，是外公在理发之余、对工友、顾客引以为傲的主要谈资。
外公直到年老的时候，仍然保持着火爆的脾气。记得有一次我去外婆家，当时我还小，也没有意识到，没敲门就直接推门进去了。说时迟，那时快，突然一阵凉气袭来，一根木棒从我耳边呼啸挥过——原来是外公。
没等我缓过神来，外公松了一口气，说：“原来是你呀！怎么也不敲门？我还以为是个贼呢！”
幸好外公那一下砸歪了，否则那么粗的棍子从我脑瓜上砸下来，我恐怕即便不死、也要脑震荡。
母亲曾经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母亲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拿了邻居一个苹果，被外公得知，外公认为那是“盗窃”，他二话不说，一手将母亲拎起，“咕咚”一声径直往池塘丢了进去。
母亲被溺晕，幸好被外婆叫人及时打捞了上来，否则，必死无疑。
我的外公，就是这样一个人。
由于长期的理发生涯，外公患上了职业病——肺病。
我现在仍然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分，从外公睡房里传出来的、一阵阵的哮喘声——颤抖的声音，在痛苦之中，夹杂着一丝的坚强。
公元2000年某日，外公哮喘病发作，撒手人寰，与世长辞，结束了他七十多年的人生。
（冯学荣，连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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