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终于也要对当代国际政治作出一点原创性贡献了,这个贡献就叫做“香港问题”。众所周知,香港回归中国后的制度安排叫做“一国两制”,据说这是邓小平的原创,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提法的。可是这一国两制谈不上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的一种贡献,因为它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别人是不会照着学的。“一国两制”贡献的与其说是一国内不同区域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新的制度安排,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香港这样的区域,和中央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今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和中国政府的香港白皮书,香港民间发起的争普选公投和显然有中央 及香港官方涉入的“反占中”签名游行,都证明了“一国两制”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邓小平布下的局。1984年中英谈判香港回归,英方谈判小组的卫奕信回忆:“我们希望制定出犹如大英百科全书般详尽的协议,但中方想要的,却是一份两三页A4纸大小的文件。”最终签署的联合声明正文,1536个字,恰好两页纸。

为什么邓小平不要“大英百科全书般”的详尽协议呢?想必邓小平是有算计的。国家与区域之间的政治安排,英国这个老牌帝国有丰富的经验。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到当代民族国家和主权观念,英国人在概念和制度方面做出的创新与贡献是最多的。英国人也善于与时俱进,从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到现在的英联邦,从美利坚的独立到印度的独立,到处留下了央格鲁萨克逊人的政治遗产。英国人搞政治,就像伦敦的商人做买卖,喜欢谈判签合同,签下来就可以交易了。将来市场变了,也可以再谈再签合同。即使是战争,最后也都要签协议。“大英百科全书般”的协议是他们的强项。可这一套是中国人不喜欢的。中国人喜欢模糊一点,模糊一点就有了赖的馀地,好话尽管说,把对方忽悠晕了,签下来以后再赖不迟。这是中国人的强项。邓小平承诺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一句不可兑现的忽悠。他坚持只要两页纸的协议,就是坚持要在谈判中扬己之长避己之短。

于是,“一国两制”成了“香港问题”。一国两制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是谁也说不服谁,两页纸的中英联合声明里没有答案,香港基本法里也没有答案,白皮书和反占中游行拿出的是“比肌肉”的逻辑,只有流氓打架才用这个做答案。

香港和中国的关系,就像半个世纪前中国和西藏的关系一样,不是“你是我的一部分”能概括,也不是“一国两制”四个字能回答所有问题的。当初解放军打下昌都,却不长驱直入,停下来和西藏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毛泽东一再要手下那些将军们,进了西藏要“谨慎”,为什么?因为西藏和后来的香港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国家,而这国家又和中国很不一样。

就拿香港来说,香港有确定的领土领空领海和边界,边界上有关口和海关,中国公民进香港还不如美国公民更便捷。香港有自己的税收和政府财政,不向中国政府纳税。香港有自己的中央银行,发行自己的货币港元。香港有自己的邮政,使用自己发行的邮票。香港有不同于中国法律的司法体系,使用不同于大陆法系的普通法,有自己的法官,有完全不同于中国司法部的律师体系。香港有自己的市民,颁发自己的身份证件,这一证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同于中国护照。香港也向来访的外国人签发自己的签证,也就是说有自己的外交。所以邓小平坚持解放军进香港,是有他的考量的。这是一个象征,否则香港就具备一个国家的所有元素了。

在历史上,香港和英帝国的关系就是一种宗主关系。等到香港回归的时候,宗主权的概念过时了,当代政治学中的现成概念是“联邦制”或“邦联”,所以英国人希望有“大英百科全书般”的协议来厘清这种关系。如果照这样的协议来规定,香港就有自己不受干预的“内政”,今天的香港就不会是一个问题。

其实,中国政府不去干涉香港内政,也可以相安无事的。但是中国政府太缺乏“制度自信”了。法轮功能够在香港合法地活得好好的,就足以让江泽民半夜做恶梦。没有“大英百科全书般”的约束,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对香港做工作,香港人则早晚要面对中央政府的渗透和压力,起来保卫自己。

香港问题今天仍是一个问题,明天答案是什么,还在未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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