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以革命的方式摧毁了旧中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功绩主要是“破”而不是“立”,直到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结束时,上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下到党政机关与基层领导机构的设立,几乎全部都是照搬苏联等国家的模式,连历次政治运动、大跃进与文革等,也基本上是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后尘。

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则是以“改革”为旗帜,对第一代领导人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体制进行了修修补补。“改革开放”的重点在“开放”,也就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至于“改革”,主要体现在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政治制度上尽量维系不变,但在经济体制与社会领域则大张旗鼓地吸取西方的先进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引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社会多元,加大个人自由度,尤其在经济领域。

小平“留下一部分、引进一部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改革不但让中国走上了前所未有的富强之路,也挽救了中共的命运,使得地球上原本超过五十个共产党执政的政权逐一垮台后,中共执政还一枝独秀。这都得归功于改革,归功于邓、胡、赵以及他们之后的江、胡等延续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与政策。严格来说,中共执政六十多年来,应该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来划分,领导人也大体可以分为上下两代:“革命”的一代与“改革”的一代,小平跨越了这两代领导人。

小平“留下一部分(如政治体制)、引进一部分(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功莫大焉,尤其是在改革之初,基于国人对“革命”体制心存恐惧,鼓足干劲,发挥了留下来那部分政治体制的优势(例如精英公务员主导的投资与建设,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办大事等等),又发挥了引进的“市场经济”的作用,轰轰烈烈干了一阵子大事,把中国的经济总量弄到全球第二。

然而,这种组合式而无创新的改革也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优势”用尽,劣势毕现。“改革”并没有解决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贪污腐败、集权与不民主等等弊端,也无法消化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不能调和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之间的水土不服,最终弄出了近似权贵资本主义的怪胎。这一切,都使得后三十年在经济领域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如此迅捷、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之时,却需要越来越多的军警力量维稳;世界历史上也少有如此强大的政权,却几乎被执政党自身的腐败拖累得寸步难行、名誉扫地,甚至激起了少数民众鼓噪再来一次打贪官的“革命”……

习近平对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评价有其道理,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值得重视,对毛泽东执政前三十年的中肯评价绝对离不开后三十年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带领中国人取得的巨大经济成绩。我常常对那些过分夸大毛的功绩,有意贬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成绩的人说,如果中共政权到1976年——甚至到1989年突然像苏联和东欧那样解体,毛泽东夺取政权同历朝历代夺取政权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历史会把他们靠革命或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给予不同的评价吗?

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把毛泽东最终从斯大林与金日成的行列中拉了出来。同样的道理,改革开放三十年如果要在历史上站得住脚,最终得到历史的肯定与后人的认同,那么毛、邓后的新一代领导人,则必须继往开来——在继承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开辟一条崭新的路来。这就是我所说的,革命之后是改革,改革之后则需要革新、创新——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更上一层楼,才能走出历史的恶性循环。

中外多位政治人物与学者在对过去一百年地球上的非民主国家观察后得出结论:现代文明社会的极权或者集权国家(西方定义的非民主国家),几乎都逃不出“70年大限”的理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不管70年里曾经创造多少辉煌,几乎都会在70年左右轰然解体、彻底崩溃,然后从地球上悄然消亡,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这几乎成了无一例外的历史规律。对照中国,中国正好属于西方政客与学者界定的这类国家。中国人也许不信邪,但是否能够打破历史规律?或者说,中国人民与领导人是否能创造历史?

历史的重担落到了习近平这代领导人的肩上。在我们回忆、观察、反思过去的两个三十年之际,未来的三十年已经揭开了序幕。中国能否走出周期律?中共能否打破70年的历史怪圈?中国能否迎来下一个繁荣富强、和谐稳定的三十年?这正是当今领导人不得不面对、思考和解决的难题。

对当今的执政来说,答案显然不是“伤筋动骨”的革命,也不是“不痛不痒”的改革,而是一条完全创新的路子。这条路子从习近平上任之初已初露端倪:一方面排除极左与极右势力的干扰,左右开弓的同时,牢牢掌握改革与变革的主动权,确保中共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坚决、彻底地清除共产党内的腐败分子,试图使中共重新赢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与支持。

在道路选择上,这代领导人也很明确,明确得让左派右派、体制内外都不敢相信,那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不走西方多党民主道路,同时不走老路,而是走新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培育和践行十八大提出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富强、自由、法治与民主。既然邓小平的改革是在保持政治体制大体不动的前提下引进了人类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并取得了成绩,习近平的深化改革又为何不能在保持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政治层面的改革,践行法治,保障民众自由和人权,展开“一党民主”呢?

当然,不论是我们说的“一党民主”,还是西方学者口中的“党主立宪”,又或者新加坡模式、日本模式,由共产党领导去实现民主、自由和法治,确实史无前例。但如果不实行法治、民主和自由,如果依然在老路上东张西望、修修补补,则不但走不出历史的怪圈、逃不出历史的规律,甚至会车毁人亡。所以,历史留给习近平这代中共领导人的选择并不多。对他们来说,一旦选择了要走的道路,不顾个人安危与荣辱,一路走下去,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杨恒均 2014.8.12 (对时局的分析和解读,并不代表老杨头的个人观点,更不表示老杨头认同,要想知道老杨头的个人看法,请点击查看:老杨头的奇谈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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